1955年9月18日逮捕胡风逮捕证
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不到6年，1961年初我母亲病逝，停尸太平间，监狱这才放我回家料理丧事。我母亲是逢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加之有病得不到治疗去世的，她老人家朝思夜盼希望在临终能见到我这个大女儿一面。这时候我的小儿子正在读初中，女儿两次考大学都因政审通不过呆在家中。我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放弃这个风雨漂摇的家了，我就向公安部请示，幸好他们允许我不再回看守所，由街道监管。
我有了相对的自由，我打听胡风的下落，急于和他见面。我几次向公安部提出要求，但领导不允，甚至也不让我送任何东西给他。直到1965年，我受到老朋友的鼓舞，又找领导恳请与他见面，有关方面这才答应我可以送东西去秦城监狱。十年，整整十年了。当我看到从大厅阴暗处向我走来的黑影似的他时，我只有眼泪和锥心的痛苦。准备了一肚子的话，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开始有点儿茫然和惶惑，互相对望了一会儿，他才一把握住我的手。是那么有力的一握。
“身体还好吧？”
“身体还好。”
夫妻十年，生死两茫茫，见面却说了这样两句生硬的话。但是我那霎却满足的不得了。旁边还有一位同来的公安人员，这时，我记起了孩子——过去他只要一谈起孩子，心情就会变好。如果见了小儿子，他会将儿子举得高高的——而现在我只能说：“孩子们都向你问好。”
他的眼睛放出了慈爱的光彩。
“晓山明年就高中毕业了。晓风没考上大学，当了农业工人……”
“好，当工人好，让晓山也当工人吧。”
这次让我和他见面，是交给了我使命的，要帮助他认罪。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孩子们都希望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什么好好改造！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关在独身牢房里这叫改造吗？”边上有公安人员，他还这样说话，他是个不顾忌的人。我低声说检查检查思想嘛。我真怕他要生气、发火，奇怪的是他倒默默地听着，没有反驳。突然他打断了我的话，抢着告诉我:“我在这里写了不少的诗——啊，不是写，有给你的，也有给孩子们的。我念给你听。
“关于你的，我命名为《长情赞》，内中有一节，‘度穷操教职，见幼似逢春；世道常艰险，民情意喜惊；能栽玫瑰美，难买面包真；神话还童话，曾修不老心’，一共是十节。给晚风的我命名为《善赞》，给晚谷的我命名为《诚赞》，还有给小三子的，那叫《梦赞》，里面有这么几句：‘心纯如眼亮，稚子净无猜……晚饭刚刚吃，前门急急开；不知刑警到，当作客人来……’”
听着听着，我忍不住眼泪往下直流。
“不要难过！我还有一首《勿忘我花赞》，我念几句给你听。‘勿忘花远虑，顾后为瞻前。退休非退化，不改一心虔；战斗情尤切，追求兴未阑；工耕防浪费，创造戒空谈……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
他正念得高兴，那位监视我们的干部忽然发出了命令：不要念了。他向我摆摆头，就站了起来，凛然地准备走。我体会到他受辱的心情，他仍像过去一样坚定、自尊，不为强权所屈服。
“我给你带来了饼干，还有一袋葡萄糖、一罐苹果酱和巧克力。你饿的时候，没精神的时候，可以吃点儿。啊，你还需要什么？希望你能注意身体，好好地锻炼。”
“好，好的。下次给我带书来，吃的有没有无关紧要。我要开个书单子，你能为我买吗？不过，太贵了就不必买。”
“只要有，我一定买，不过现在好书可不易买到。”
“代我祝福孩子们。”
他被带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过头来跟我笑笑。
02
一个月后，我又向公安部提出了探望申请，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盛夏时候，我才又一次见到胡风。这次，我带了一大捆《马恩全集》，还带了女儿给他的一封信。
这次见面没有管理员在场，因此说的话随便一些，有点像在家里。我将孩子们的近况告诉了他，还将晚风的信给了他。他一读信就火了：“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溥仪是什么人？是封建皇帝，靠残酷剥削人民的钱财长大的，甚至还帮助日本人欺压本国人民，一直过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政府不咎既往，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否定自己吗？我靠拢党，学习马列主义错了吗？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应该臭骂自己一顿！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
我跟着他就是看中他那身硬骨头。但是，为了孩子们，我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劝他。
他说得很激动，又像过去与人争论时那样。我赶快说：“你不要动气嘛，孩子也是好意。”
他似乎还想再说下去，我感到在这种场合让他发脾气说出心里话太危险了，就赶快设法岔开，忙说：“今天我把日译《马恩全集》带来了。那两大捆书真把我累坏了。”我说了说路上的情况，说着说着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不由得对他发了一通牢骚。
他抱歉地问我：“你身体还好吗？我看你瘦得很，气色也不好。”
“身体嘛，去年害神经衰弱症，老是失眠头晕，吃药也不见好，后来学打太极拳，就好了，也能安睡了。上次我给你的太极拳图，你在室内天天打吗？要锻炼身体，我觉得身体好是最重要的。你还需要什么？下次我好带来。”
“吃的我不需要，只要一瓶辣椒油，有时菜难以下咽，加点儿辣椒油就可以了。我要的是书。不知你看了些什么书？有好的可以介绍给我，我要的书你也可以先看看。每次少带几本，以后我们就可以谈读书了。”
我本来想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到今天还在吟诗，还要谈读书！”但我不忍说出口。他的一生就是热爱文学，尤其执著于诗，是它们支持了他的精神和生命！而我现在的生命支柱就只有他和孩子们。
“别的什么我都可以不要。”
管理员的头伸进来了，我知道应该走了，就又嘱咐了他几句。他用力地握了我的手，和我告别。
第三次见面已是深秋时候了。我带了早已买好的辣椒油和几本他想要的书。
这次仍是让我们两人单独在接见室对坐谈话。他已换上了深蓝色的对襟长袖布衣裤，里面露出了毛衣。那是我的一件米色毛线外衣，现在穿在他高大的身躯上是那么局促。原来是他被捕后，有人来我家中为他取衣服，我母亲和小儿子弄不清，就将他的毛背心连同我的毛外衣交给他们了。我不由得心里难受，摇头叹气。
他倒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挺好嘛。我将它穿在最里面，就能经常和你在一起了。”
这一次见面时间长，就谈了十年来的一些酸苦！我未说泪先流：“那一夜你被抓走，天微明我也被带走了……你精心为我们经营的小四合院早已拆掉了，在那上面盖了大楼。我们被迁到一处破旧的大杂院里，那里连顶棚都破了。母亲就是因为受冻得了肺炎而死去的……”
他也跟着我流泪……后来我问他狱中的情况。他说:“唉！生活上倒是很照顾的。审了有几百次吧，但是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什么大问题，我自己当然不能乱给自己扣帽子。我想也不过如此了，要真能枪毙我，倒也安心了。使我心情不安的是，你们为我受拖累受苦，还有一些风华正茂的朋友们因为我不知在受着怎样的磨难呢！我从来没有为个人打算过，名和利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将三十万言上书中央，是心胸坦荡的。不管怎样，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最后裁决。也许对我的结论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但你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
不知不觉地，天灰暗了，我一看表已四时多了，便对他说：“天黑得早，我该走了。”
他说：“你走吧！下次来不要带书了，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变化。”我看他凄苦着脸，蹒跚走着，怕他心里难过，就在他背后说：“不要难过，母亲活了八十多岁，也到了天年。不要自责了。只要我们现存的五口人都安好，这个家就破不了！”
11月初，我得到公安部来的电话，要我去找一位女同志。见面后，她给了我一张对我不起诉的通知书。里面罗列了我的罪状，如帮助胡风从事《七月》、《希望》和希望社的工作，后来又为他抄写“三十万言”等等，属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因在押期间表现尚好，特不予以起诉(大意如此)。同时，发还了属于我的两大捆书籍及手稿。
我表示衷心地感谢党。那女同志说：“胡风顽固得很，至今不认罪。那我们就得用别的办法了。”
所谓别的办法就是定罪。冬天来了，我去给胡风送棉衣，就劝他提高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检讨自己。他瞪大了眼睛，冷冷地对我一笑。我低下头，眼泪像落雨似的掉下来。他又于心不忍，说：“唔，这个我知道。判我刑吧，就是杀我的头我都无怨！你不要害怕，没你的事。是我连累了你，你只是一个听话的妻子，我对你是有罪的……”
分手时，他严肃认真地拉住我的手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坚强地挺住。可能要判我刑，那也没什么。你给我准备一身厚棉衣裤，要粗布的。”他指指身上穿的粗针大线、一拉就要开口子的棉衣：“这是不能在户外过冬的。”
03两三天后胡风的判决就来了。法院来人亲自将判决书交我一份。前面是起诉书的重复，后面才明确地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的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一切既已如此，我还说什么呢？我定了定心才说：“既然是人民法院判决的，那也就是党判决的，还有什么可以上诉的……我想，他也不会要求上诉的。”
判了刑当然应该送到劳改队去劳改了。我买了些青布，准备为他做厚的棉衣裤，还买了绒衣绒裤……这样一忙活，我的心情倒平静多了。我又给公安部去了一封信，询问他将被送到哪儿，我准备带些衣物去看他。
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唤电话，是公安部一位同志来的，要我立即去。我见到一位负责同志，他说：经上级研究，我们不打算送胡风去劳改。让他回家，怎么样？”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惊讶和不相信，说：“我们党的政策，向来是宽大与严惩相结合嘛！我们还要为他创造改造的条件，这就需要你和我们合作。”
04
1965年年末一天，早晨八时光景，公安部来车接我到秦城，将胡风接回家，算是结束了他在秦城监狱的十年生活。
回到现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小房间里，我倒有点儿对他感到生疏和不知所措了。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欠了你们还不清的债。我葬送自己的后半生是活该，但葬送了你，拖累了一家……”
“别说了，我们不会怪你的。”我拉他坐在床边。
过了元旦就放寒假了，我大儿子从南京回到家里度假。我们一家五口经过了十年的思念和长期的苦难，今天总算在同一个屋顶下团聚了，并且还过了个难得的团圆年。
胡风出来后不久，公安部就安排我们到几个地方参观，算是让他接受现实教育吧。我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石景山钢铁厂、清河制呢厂、机床一厂、国棉三厂等。我们还看了电影《东方红》。
我们正沉醉于春节的热闹喜悦之中，公安部那位负责的同志前来通知我们说：要我们去四川安家。又把我叫到小屋里，跟我说：“你要听话，这是组织命令。我们会对你们一直负责到底。”
胡风认为这是把他发配边疆，但他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又不能违命，所以十分痛苦。孩子们还留在北京。我陪他去成都安家。
1966年2月15日，我们一家人在车厢里要分别了。我忍不住哭了。仅仅两个来月的全家团聚，就这样结束了。何时能回来？何时能再见到孩子们？小儿子为了安慰我，表现得很高兴，直说：“妈妈，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们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带着破碎的心，我们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三年刑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他的身体，当然还得尽量使他过得愉快。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工作，让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买了稿纸让他把在狱中默吟的诗全部写了出来，他还想写一本有关曹雪芹的书。不巧，图书馆正在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我们查不到资料。他们还让他玩了成都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虽然这里没有我们的朋友亲戚，但是我们带了好多书，闲时候就看，日子过的倒也平静。这里生活费用便宜，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能在这里改造思想、修身养性，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这一点使得远在北京的聂绀驽夫妇都十分羡慕，甚至想来此与我们为邻。其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不久，报上就开始了批“三家村”，连我们住的背街上也经常召开批判会，贴上许多大字标语，很有点儿1955年批判我们时的架势，我们开始害怕。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看得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正在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又来催促胡风写思想汇报，并且要我尽快去文化局报到。我本想找一个保姆来照顾胡风的生活，好让我去上班。负责的处长却说，找不到保姆。同时奇怪胡风怎么连饭都不会做。这些我是无法和他说清的，只好按照胡风的意见，向上面请求暂不去上班，公安厅总算允许了。
我们可以到城内各处去游览，也可以到街上去购买日用品。劳改局还派了一位干部陪着我们。我们游武侯祠时，顺便到旁边的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墓地去参观，在那儿的一棵大铁树下照了张合影。胡风说，这树有性格。它不以开花来逢迎游客。我是希望看到铁树开花的。
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卫兵”。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的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他们通知我们不要再出门。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皇城门口的那两个大红石狮子被人用铁锤砸了个粉碎。一个造反派说：“吓，你这帝王将相的看门狗，我们就是要彻底把你打烂！”我还看到红卫兵将从上海来的妇女的烫发和小裤脚剪去。北京的小儿子来信了，说他今后不和我们通信了；西安的大儿子也来信说今后不再和我们通信；就只有当农业工人的女儿还给我们写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户了。
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来找胡风，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写了一篇对“文革”的表态，说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应该烧毁。而对当时的文艺领导(“文艺黑线”)，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有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这样，他就和上面闹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们的处长的斥骂。不过，胡风的那份犟脾气并没有因关了他十年而变得驯顺起来，他向那位处长提出抗议，还为此生了很大的气。
这些情况都使得我非常为难，非常担心。除了劝解他外，我能尽力做到的只是买点儿他喜欢吃的菜，有时让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闷。
05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胡风要我带点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时，来了一个人，看看我们的东西，说不行，应该带毛衣，最好是小棉袄，被子还要多带。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改装的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将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老冷(一干事)坐在他的前面。这样，他就夹在了解放军和老冷之间，负责同志和司机坐在一起。
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和老冷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扑向司机台，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这可了不得啦，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子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了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还让我和胡风单独住在一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这儿四面环山，因这里庙宇多，本名庙溪，夏天各地的绅士地主们坐轿上山来这里避暑，现在改名为苗溪，那些庙宇已多半改为茶场办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开垦出来种茶和种果木了。
说好了让我们到一队(果园队)去打饭吃，优待我们吃小厨房的干部伙食，自己花钱买饭票。这样，吃的问题解决了。不过，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头痛，情绪也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精神。
我想和他说点儿高兴的话，他向我摆手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他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这时，老冷才找来了医生，开了点儿药，但病人仍叫头痛、头晕。后来，又来了两三个医生，说是感冒并且血压仍不正常，开了点儿药，还叫我多给他喝水，最好是果汁。我请老冷去城里给买些水果，他买了些梨来。梨个大而多汁，正好用它榨汁。他内热，嘴皮都是干的，梨汁他倒爱喝，只是仍不想吃东西，光喝点儿粥汤，人软弱得几乎坐不起来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叫他别用力了，由我死劲拉了他起来，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看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
第二天，老冷弄来了一副竹制担架，把胡风送场部医院去。我们住进了两个人一间的干部病房，胡风仍是昏迷不醒。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场长领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场长告诉我她是专区医院派来的。她给胡风做了仔细的检查，说是轻微的脑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等，她打了一针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她又来复诊，这时胡风已醒过来能说话了，他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女医生说千万不能让他跌跤，因为他血压仍偏高。
他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现在已经七十七岁了，还就什么业？加之他认为自己文不能当录事，武不能当兵，无能就业，就将信搁着没去求职。好在粮票我一直是有的，工资后来我一个月也有四十余元，还不至于当饿殍。我很同情他，也很理解他这心情，战犯出狱还带到各处去参观，他想多休息些时，我完全同意，也就让他这样自由下去了。他不去求职，使公安厅的工作人员很为难，他们没法将这被释放的犯人移交出去，就常来催胡风去拜见那位秘书长，并且明说：“你不去就业，户口没法转，监狱里还有你的名字，还要为你寄粮票来。”工作人员多次来催，他多次推脱，弄得双方都为这自由与不自由伤着脑筋，无可奈何！拖到了四月份，胡风忽然收到省政协的通知，并送来一本材料，要他明天去听×××讲话录音，这无法拒绝。也就在这天，同在一个小餐厅吃饭三四个月的过去的熟人，向我刚从北京来的女儿打听起胡风来了。这样胡风的户口和工作问题也就在一个月后解决了，将他补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使我高兴的是政协有时会送两张戏票来，可以减少我去挤窗口买票。有一次，我们从红照壁政协礼堂出来，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何剑薰。他穿一身蓝布的中山装，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走着，他猛一回头看出我们来了，我们也认出了他。我们本想按一般方式装做没看见，赶快各自走开。但他没有，我们也没有，而是都停住脚站在路旁，并且他还和胡风并肩而行，边走边谈着，后来索性在锦江饭店路旁的长凳上坐下长谈了。知道他现在西南民族学院当教授，还知道他为胡案受株连的经过，后来又打成右派，全家发配到青海去的情况。他还像过去一样细眯着眼，好像摆龙门阵，说别人的故事，有时还说几句笑话，但他自己不笑。但终究是心情沉痛的，因为他的夫人和一个小儿子至今还未允许迁进成都，此时他只一人住在学校的宿舍内，其余的孩子也四处分散，还没有一个家。这种情况心情能舒畅吗？胡风告诉了他住址，他说好要来看我们。
13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是胡风二十余年来没有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过的第一个节日。在过去虽然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但那时他连想的心情都没有，因为狱中节前的批判会，惩奖大会，使他胆颤心惊，哪来心思过节。他说除了眼望着碗里多了两片肉，有时多一个鸡蛋之外，是感不到这天是国庆节的。直到我在身边陪伴他，他也是老为节日发愁，怕有更大的灾难临头。可说是享受不到节日的喜悦的。
现在我们俩人是自由之身，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方式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可是我们倒想不出如何度过这来之不易的节日！只有仍留在屋里。而食堂可给了我们节日的优待，菜肴特别好，鱼、肉、鸡俱全，还多加了一个拼盘。吃得这样好，他有点于心不安。于是我提出，下午就去外面吃碗担担面，表示对打江山的烈士们的哀悼心情吧。他一笑，应允了。这天我们几乎全天都在屋里没出去。其实心里都想能有朋友或熟人来坐坐。甚至想，何剑薰他也是一个人过节，可能会来找我们，那时就一同去外面找个小酒馆像过去一样痛饮一杯。直到太阳都将西垂了，我们才决定走上街头，一同去观光成都的节日喜庆。我们没有去旁边那家小面馆，怕被招待所的人们看见，显得寒伧可怜，而是径直往远处走，找到一家还安静的小面馆。胡风不但要了面还要了二两曲酒，一碟猪头肉，一碟花生米。这使我们回忆起在上海小酒馆时对酌的情景。他一面饮酒，一面兴致很高地和我谈话。后来可能带了几分酒意，站起来时，就靠在我肩上，我们就这样相搀扶着向街穿行。看到不远处有那丈多高的主席塑像，我们朝他走去。那是中南路的大广场，我们来到它的脚下，仰头细细欣赏这一手高举的大塑像。这时四周静悄悄，连行人都不多。前不久他脚下的一层层的台阶上曾坐着一排排的乘凉的群众。可能今天是节日，又有了秋意，这样才冷落了主席吧！那一层层的台阶很像一条条的横杆排在他的脚下，现在可只有我们两个刚得到自由的老人来陪伴他过节日，我们俩人相依相偎地坐在他脚下，这场面对比起来有点滑稽可笑吧！
晚年胡风和夫人梅志
我们眺望远处，可以一直看到华西坝，那是一条笔直的中南西路，那一盏盏的红绿灯时隐时现，在这暮色朦胧的秋夜中更显得鲜明闪烁。我们心里都在想，何时为我们开绿灯，让我们能自由地向家人们走去……想到这些，身上不觉寒意袭来，加之后面丈多高的冰凉的石像，更使我们感到冷意。秋风阵阵，我们衣服单薄，不由得同时站了起来，携着手，珍视这行动的自由，奔向那热气腾腾的闹市，奔向众多的人群！
原载《大地》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