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乾出生于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上高士村，是我们这里最早离开家乡、登上东北最高学府者之一，也是最早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人之一。他戎马一生、战功累累，先后荣获民主联军英雄奖章、民主联军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东北奖章、解放西南和解放华北纪念奖章。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共和国少将军衔。1965年被任命为第三机械部副部长。王振乾非常关心家乡建设，曾多次回乡看望，2004年春节后，他还为我们上高士村的村史《家乡史话》寄来了“情系故乡”的亲笔题词，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和怀念。
一，王振乾将军简单介绍
1，战争年代戎马征尘
王振乾生于1914年9月1日，1932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科科长、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治委员兼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50军政治部主任、第53军政治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第44军副政委、第55军政委、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委、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第六研究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王振乾少年时代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初中毕业后，他从沈阳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在汇文中学学习期间，他发动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边政系，不久成为东北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负责“东北大学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期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请愿，沿途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反对投降。
在长期复杂的学运和兵运斗争中，王振乾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1936年“西安事变”前，他奉党的指示，借陪同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顾颉钢给张学良讲学之机，向张学良面陈东北大学广大师生抗月救国的强烈愿望。“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前往西安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在东北军中组建了抗日救亡先锋队第二支队，任政治指导员(少校)。后又奉命赴东北军第57军组建中共地下党工委，任中共东北军第57军工委委员等职。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巧妙周旋，紧紧依靠和团结东北军的进步力量，在上层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为促成东北军起义作出了重要的责献。
1948年东北解放前后，王振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对长春起义部队(原国民党60军)的改造工作。通过组织整编、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有的放矢地对官兵开展思想改造、做好上层军官的疏导教育等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将这支旧军队彻底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952年至1961年，王振乾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政治委员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对长沙起义部队(原国民党21兵团)军官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成果卓著，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肯定。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王振乾参加过扬州、苏北、滨海战役，参加并指挥滨海支队创建莒、日、诸、胶边根据地的斗争；参加过四战四平、围困长春、三下江南、辽沈战役以及鄂西、广西剿匪等重大战役，为全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和平时期 沥血国防
建国后，王振乾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几乎每个春节他都和战士们在一起。他曾到具有优良传统的“红一团”下连队当兵，和战士同生活同训练，促膝谈心，亲自为连队讲党史，作士兵的入党介绍人，推动部队的基层建设。1961年，王振乾调到北京筹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他率领工作组对从部队和航空工业系统划人的十几个单位逐个进行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为六院的组建和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及专业设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六院成立以后，他积极推进机关和研究所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建立。他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蒙冤的同志“摘帽子，解疙瘩”，号召他们轻装上阵，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期间，王振乾先后分管政治和院校工作以及陕、甘、豫地区航空企事业单位。他深人群众、调查研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航空院校工作的开展以及培养人才倾注了全部精力。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国防工业检查团华东分团团长，长期蹲点整顿企业，在当地省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使一批工厂和研究所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期间，他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和航空工业部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对航空工业及国防科技工业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航空工业普通基础教育协会顾问，他积极为航空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
晚年的王振乾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航空工业蓬勃发展的诗词等，如《东北挺进纵队》、《长春起义纪实》、《长沙起义纪实》 (已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东北大学史稿》、《汇文中学史》、《王振乾回忆录》等总计300余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史资料。
1982年，王振乾主动退出部级领导岗位，以实际行动落实干部“四化”方针。离休后，王振乾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改革工作组政法和外交组的工作，并担任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顾问、《将帅诗词》编委会顾问、第四野战军军史顾问；东北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汇文中学校友会会长、高等学校校友会海外联谊会顾问、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顾问等。曾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航空工业部“在献身航空、服务四化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三十年”荣誉，以及航空航天部先进离休干部、老干部先进分子等称号。
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王振乾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重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胸怀坦荡，乐观向上，时时处处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为主的工作方式，深入基层，深人群众，注重实效不搞花架子；他勇于创新，注重典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地推动工作；他勤奋学习，尊重知识，珍惜人才，注重深入细致地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与干部和科技人员交朋友；他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深受广大干部与群众的尊敬。
参加革命七十多年来，王振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为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2005年2月13日，他病逝北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为他主持了追悼仪式。
王振乾鞠躬尽瘁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追求真理忠贞不谕的浩然正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德，将永远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二，陈明仁对王振乾说：我处境好转要感谢你，王：你更应该感谢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前，陈明仁率部起义，一部改编为了53军，他担任了副政委、政委。兵团司令员是陈明仁，他俩属于上下级关系。解放后，21兵团缩编为了55军，陈明仁从兵团司令员成为了军长，上级调王振乾任军政委。俩人曾经是上下级，王振乾对陈明仁很尊重。一来是北伐名将，在军事能力上非常出色；二来他曾是自己的老首长。所以，部队很多军事决定，王振乾都跟尊重陈明仁。后来王振乾被授予了少将，而陈明仁被授予上将。上将任军职搭档少将在新中国成立后并不多见。
1952年的一天，王振乾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四野战军55军政治委员，将要前往55军驻地广东湛江，正式赴任。很快，通知便下达到了55军，军队领导们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政委的到来。然而，就在他们大张旗鼓之时，有一人却始终沉默不语，不作任何表示，此人正是55军军长陈明仁。
不久，王振乾就来到了驻地，迎接的领导们纷纷上前与其热情地交谈，唯独陈明仁全程只打过一声招呼，接着便走到一旁，仿佛这件事情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王振乾对此情形感到一丝错愕，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无奈。事实上，在来之前他就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如今亲身经历了，才发现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了。
招待宴席过后，王振乾主动叫住了正要离开的陈明仁，对他说：“陈军长，我知道一些你的情况，我来到这也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尽管跟我说，只有咱们通力合作，才能将这支队伍打造好。”
陈明仁听完，心里波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就这样离开了。王振乾也没有恼怒，反而在之后的日子里，时不时就去找陈明仁谈心，慢慢地，陈明仁对他放下了戒备，主动和他说起了近来的遭遇。
除了直接和陈明仁交谈了解他的心声，王振乾还通过向周围人询问，经过一番细致摸排之后，终于搞清楚了陈明仁目前面临的情况。
原来，陈明仁虽然身为军长，却因为以前的身份，在军内受到了排挤，被不公平对待。大家都知道，陈明仁以前其实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过不少大仗，军事才能很高。
但是在1949年，面对国民党的种种乱象，陈明仁彻底心灰意冷，于8月份在长沙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四野第21兵团司令员，后率部到广西执行剿匪任务，共歼灭土匪和特务3万余人。
两年后，陈明仁放弃到正大军区任职的机会，选择担任55军军长，并率部进驻广东湛江，担负起了边防守备任务。
驻防过后，军队实施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管军治军权属于党委常委。慢慢地，党委常委的一些领导开始因为陈明仁的出身而心生偏见，并且很快这种情绪便演化成了憎恶和排斥，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反映出来。
很多会议不让陈明仁参加，一些合理的要求不被批准，重要的消息不对他通知，新老干部的调入调出不让他露面，对外宣传的镜头上也刻意减少他出现的画面，多次请求入朝作战却始终遭到拒绝……
这一系列操作之后，陈明仁这个军长似乎已经成为了闲职。无事可做本就让他感到十分郁闷，而同事们对待他的态度更是让他无比苦恼。无奈之下，陈明仁也开始有了些改变，得过且过，对一些事情消极应对，精神逐渐消沉。
王振乾终于完全清楚，为什么自己上任时，陈明仁始终是一副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态度了。他对此表示理解，同时感叹事态发展严峻，作为新政委，他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王振乾迅速召开党委常委会，研究统战工作，并指出过去在工作上的错误和缺陷。为了让陈明仁的境况得到好转，他依据陈明仁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各个方面逐条进行改正，保障了陈明仁身为军长应有的权力。
在分工上，还决定让陈明仁统管湛江地区各军分区的整顿军容风纪的工作，以及分管部队的训练和考核工作。至于不同意他入朝作战，王振乾向他解释说，是因为组织上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另外，王振乾还经常组织领导班子的茶话会，从中周旋，缓和陈明仁与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就这样，陈明仁的处境慢慢好转起来，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日渐融洽，甚至时不时还有干部跑去找他谈心，陈明仁的心里也因此变得顺畅、愉快起来。
这一天，陈明仁特意找到了王振乾，握着他的手一脸感激道：“王政委，我的处境现在好转，全都是你的功劳，我要感谢你啊！”
王振乾听后，微微一笑，对陈明仁说：“陈军长，你更应该感谢毛主席啊！当初正是军委和毛主席听说了你的情况，专门派我过来，临走时毛主席还特意嘱咐，一定要处理好你面临的问题。”
听到这里，陈明仁顿时热泪盈眶，急忙说道，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关心。实际上，虽然陈明仁出身国民党军队，但自从起义后，毛主席对他便十分看重和关心，还曾专门要求和他单独照了一张合影。
1955年大授衔时，工作人员原本将陈明仁的军衔定为少将，但是毛主席考虑到他以往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以及为湖南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认为这样不太公平，直接将他改评为了上将军衔。
王振乾则被授予少将军衔。在之后的日子里，陈明仁与王振乾相处融洽，通力合作，把55军打造成了一支铁军，为我国边防事业保驾护航。
三，统战将军王振乾
解放后，少将担任军级干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上将担任军职干部的并不多，而少将与上将搭档更是不多见。但在解放军55军中，就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分别是陈明仁上将和王振乾少将。
先来说说王振乾少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先后从事地下工作和去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直到1936年才入党。抗战时，他去了山东纵队担任政治部科长；后又被派往东北军111师担任政治部主任，先后协助师长常恩多、万毅工作。抗战后期，万毅率领111师投奔八路军，111师被改编为滨海支队，王振乾任滨海支队政委，与万毅搭档。抗战结束后，他担任了东北挺进纵队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奔赴东北。没多久，部队经过改编，担任了一纵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往邓华领导的辽吉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又调任起义将领曾泽生领导五十军任政治部主任。
“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王振乾到东北军组建抗⽇先锋队第⼆⽀队，并担任政治领导。⽽后⼜调任中共东北军第57军⼯委负责⼈，从事党的秘密⼯作。抗⽇战争时期，王振乾任⼋路军⼭东纵队政治部科长、东北军第111师政治部主任，⼭东军区滨海⽀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拉法线⼩组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席代表、辽吉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50军政治部主任。
王振乾将军在长期复杂的学运和兵运⽃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战⼯作经验，这些经历在他从航空⼯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离休后，先后撰写的《东北挺进纵队》、《长春起义纪实》、《从长沙起义到⼆⼗⼀兵团》、《回忆元帅》、《忆陶铸》、《东北⼤学史稿》等300余万字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如何促成东北军111师起义，改造“滇军”、“湘军”等上层军官的经历。在王振乾将军戎马⽣涯的⼤多时间中，是与起义部队和上层军官打交道的。
1，帮助东北军111师投向党组织
“西安事变”前⼣，燕京⼤学学⽣王汝梅（即黄华）到东北⼤学找王振乾。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王振乾在“东北⼤学学⽣抗⽇救亡⼯作委员会”⼯作。黄华向他交代任务：组织上决定派你陪顾R刚（历史学家、爱国志⼠）等⼈去西安，把他们介绍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是东北⼤学校长，你的原籍也是东北，和张学良是⽼乡，再加上今年⼆⽉宋哲元镇压东北⼤学学⽣运动时，你是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要犯’之⼀，因此能较⽅便地见到张学良将军。再者你和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是汇⽂的同学，因⽽党组织决定派你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黄华告诉王振乾：“到西安后可以和宋黎同志接上组织关系。”
王振乾陪同顾颉刚秘密从北京来到西安。在王振乾和顾颉刚来到西安的这段时间，张学良正在研读宋史，顾颉刚便以讲宋史为名，向张学良灌输“促蒋抗⽇”的思想，劝说张学良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失败的教训，争取全⾯抗战，不要孤军作战和孤注⼀掷；⼒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做成功的民族英雄。顾颉刚⾛后，张学良曾在⾦家巷⼀号楼找王振乾谈话。张学良把被动“剿共”到联共抗⽇的想法告诉了王振乾，并希望他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东北⼤学的同学。因为张学良知道在被捕的44个学⽣中，王振乾是其中的领导者。王振乾还将东⼤救亡运动的情况向张学良作了汇报，询问他东⼤西迁的问题。张学良⼀再表⽰要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表达他是真⼼抗⽇的，他的誓⾔是：“决⼼永不变，⼀定以事实回答⼤家。”后来，张学良⽤他的实际⾏动兑现了他的诺⾔。
西安事变后，扣押了张学良并采取分散东北军⼒量的策略，使东北军驻地分散，不相统属。针对这⼀情况，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军中组织地下⼯作委员会，以便开展⼯作。王振乾与张苏平经党组织安排，打⼊57军组织地下⼯委。
57军下辖4个师，军长贪污腐化，不思抗⽇。⽽该军111师师长常恩多是位抗战爱国的正直军官。他曾率全师参加过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后来的台⼉庄战役。在常恩多师长内⼼深处始终有个愿望，就是要加⼊中国共产党。此时，东北军地下⼯委会遵照指⽰，派出地下党员深⼊东北军各部队，了解新形势下新情况，以便正确有⼒地开展⼯作。⼀天，地下⼯委的王再天秘密来到常恩多住地。常恩多知道王再天的⾝份，所以请求他引荐共产党⾼级领导⼈认识。不久，红军参谋长会见了常恩多。常恩多就诚恳地向王再天提出：“介绍个共产党员给我做秘书吧。”经过组织考虑，王维平（王振乾当时的化名）被派去作了常恩多的秘书。
王振乾与常恩多很投缘，常恩多向王振乾表达了⾃⼰的苦恼。他说：“张汉公⼋项主张不能实现，当个师长有什么光荣？看现在中央政府的这种做法还是不让咱们抗⽇。当个不抗⽇的师长有什么劲？我情愿被缩编掉当个⽼百姓，集合真正的中华民族有志之⼠，组成⼀⽀抗⽇义勇军，回东北去打⿁⼦救中国，不⽐当个不抗⽇、受洋罪的师长强得多！”王振乾耐⼼地劝说常恩多，让他坚守岗位，争取掌握这⽀武装⼒量，为抗战做出贡献。王振乾以111师部为基地，侧重做上层军官的统战⼯作。
1937年9⽉下旬，常恩多派王振乾前往南京，设法向了解张学良的近况。给常恩多捎来⼀封信，王振乾离开南京时唯恐信在搜查时被发现，便把信藏在绑腿⾥⾯，顺利地回到了南通。在信的结尾写道：“主动在我，命运⾃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得之反复吟诵，不忍释⼿。不久，常恩多秘密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名“特别党员”。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对57军军长投降⽇军的⾏为进⾏了“锄奸运动”，以后⼜举⾏了“⼋三起义”，彻底使东北军111师成为我党领导的新111师。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东北挺进纵队”（即38军的前⾝），最先从⼭东开赴到东北战场。
2，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
1948年11⽉25⽇，沈阳宣告解放。辽北军区政治部刚进城，就接受了教育起义蒋军的⼯作。东北军区政委找王振乾谈话。他说：“⾰命形势发展很快，在我四野部队攻克沈阳、解放东北的前后，各野战军在华北、中原、西北各战场上都取得了很⼤胜利。我们将迅速⼊关作战，解放全中国。中央考虑长春起义的60军绝⼤多数是云南⼈，准备将国民党60军改编为我⼈民解放军第50军。由原军长曾泽⽣任军长，派东北军政⼤学政治部徐⽂烈（云南⼈）同志任政治委员。现在这⽀部队虽然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但很多⼈的⽴场、观点、思想、作风还是旧的，不少⼈有思想顾虑，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加上少数极端反动分⼦的破坏捣乱，思想⽐较混乱。军区考虑你在⼭东时，做过团结改造原东北军111师起义部队的⼯作，具有改造旧部队的经验，决定派你去这个军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烈同志处理好各⽅⾯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旧军队改造成⼀⽀完全新型的⼈民军队。”王振乾表⽰服从组织决定。1⽉29⽇，50军在驻地吉林九台隆重举⾏了授名典礼。这⼀天，全军各师及军直均派代表参加。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主持⼤会，他讲述了⼤会的意义后，接着进⾏庄严的授名式。
60军虽然起义了，但其本⾝所受到的反动影响是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如起义官兵的思想仍然很混乱。由于少数特务分⼦和个别反对起义的⼈的破坏，起义部队在政治⽴场上还不坚定，⾄于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就更模糊了。⾯对部队这种复杂情况，⾝为政治部主任的王振乾为了更好落实政委关于“彻底改造和摧毁其过去的反共反⼈民的⽴场、观点、思想、作风和旧军队的各种制度”的指⽰精神，在连以上各级都建⽴了党组织，注意发现积极分⼦，⼤⼒培养典型。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军、师、⽂⼯团队演出了《⽩⽑⼥》、《⾎泪仇》等歌剧，《⾰命报》刊发教育专刊，搞典型报道，发到连队。这些对启发战⼠的阶级觉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
在提⾼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兵为主体的，反封建军阀制度的民主运动。开展以控诉阶级苦、民族苦为主要内容的诉苦运动的“三个运动”、“三个教育”。三个运动属于改造性质，三个教育属于建设性质。有破有⽴，破⽴结合。概括来说就是抓了“两个⼀致”，即官兵⼀致和军民⼀致。在内部联系上，通过控诉军阀制度，揭露军官打骂、酷刑、枪杀等压迫残害⼠兵的种种罪⾏，通过进⾏两种军队的对⽐，摧毁了军官欺压⼠兵的不平等的制度，⼠兵从⽽获得了民主权利，政治上翻了⾝，由奴⾪变成了主⼈。对于上层军官，政治⼯作⼈员从思想上统⼀认识，视起义就是有功，就是爱国⾏动，视上层将领为爱国将领，抛弃前嫌，本着爱国不分先后，⾰命不分早晚的原则，以诚相见，平等共事并主动接近团结他们，经常同他们谈⼼交换意见。
在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整顿下，50军基本抛弃了旧军阀旧社会的流毒，树⽴了为⼈民服务的新风貌。接着这⽀军队在解放战争赴鄂川作战中及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屡⽴战功。起义官兵赢得了为⼈民服务的殊荣。有些⼈成长为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有些⼈成了党和国家的⾼级⼲部，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着⾃⼰的⼒量。
3，“三⼤运动”改造21兵团
1949年8⽉4⽇，程潜和陈明仁两位将军接受党中央和提出的“国共和平协定”⼋条24款，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起义，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加⼊中共领导之⼈民民主政权，与⼈民军队为伍”。主席、总司令⽴即回电嘉勉，对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这⼀义举予以⾼度的赞扬和评价。8⽉5⽇下午3时，我胜利⼤军进驻长沙。8⽉下旬，邀请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参加第⼀届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元旦，王振乾从50军政治部调回武汉。中南军区分配他到湖南任21兵团53军政委。陶铸向他介绍了21兵团的情况，并让他汇报改造50军的基本经验。陶铸认为基本上可以适⽤于改造21兵团。王振乾随即动⾝赶到长沙。
王振乾到任后，对21兵团的整训坚持将民主运动、运动、⾃我改造等三⼤运动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均衡发展。应该说三⼤运动的教育成果⾮常⼤，它使官兵看到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盾是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盾，是民主⾰命要解决的基本内容，从⽽帮助他们了解到中国⾰命的性质；反对军阀制度和进⾏民主教育，使他们了解到官兵⽭盾的实质是社会⽭盾在旧军队⾥的反映；⾃我教育是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法。这三个教育是属于改造旧军队性质的教育，使之尽快成为我党的⼀⽀⼈民军队。
1956年10⽉29⽇，当时作为55军政委的王振乾写了⼀个《对陈明仁军长⼯作情况》的报告，由军区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和主席。11⽉15⽇，做了重要批⽰。20⽇，中央军委转发批⽰要求各部队遵照执⾏。
王振乾将军戎马⽣涯⼏⼗载，多半时间是在做改造旧军队和上层军官统战⼯作，在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经验已载⼊史册，对记载和研究我军军史及中共统战史都很有历史价值。
四，罗帅手下一将领，整编改造出一中将，一上将，被人称为“少将军”。
1941年初，在原东北军57军第111师从事兵运工作的王振乾，因党员身份暴露，在爱国师长常恩多的掩护下，从该师撤出，前往八路军115师。
刚到115师师部，王振乾就受到罗荣桓政委的亲切接见。原来罗荣桓已从我党情报系统获知，王振乾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指派，专门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的秘密党员，曾经参加过“一二•九”学习运动，还代表东北大学流亡学生，面谏过少帅张学良。于是爱才的罗荣桓，便安排王振乾在师政治部敌工部工作。
转年8月，爱国师长常恩多身患重病，他明知去日不多，深恐111师就此落入亲日派军官手中，于是他联系我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罗荣桓得知常师长决心起义的消息后，迅速派出王振乾和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逃出的万毅，前往常恩多部帮助起义。起义成功后，常恩多率队赶赴滨海抗日根据地，不久在根据地病重去世。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111师的起义，反映了国共两党人心的向背，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史称“八•三”起义。
不久，111师被改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任司令员，王振乾任政委。抗战胜利后，滨海支队在万毅的率领下，横渡渤海，挺进东北，不久便发展壮大为万毅纵队，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支生力军。
而王振乾则被罗荣桓抽调到军调组，从事国共两党军事协调工作。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王振乾重返东北，先后任1纵政治部副主任，辽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长春和平解放后，王振乾受罗荣桓政委的委派，到曾泽生的60军从事整编改造工作，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曾泽生在滇军中素有“儒将”之称，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而满身儒雅之气的王振乾，正对曾泽生的脾气，两人由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正是与曾泽生的良好关系，使60军的整编改造工作进展的十分顺利。60军被改编为四野50军，在随后的南下作战中，表现出旺盛的战斗力，成为了四野的一支劲旅。
王振乾在50军的卓越工作，让罗荣桓很是高兴，于是又派他到刚起义不久的陈明仁21兵团工作。王振乾二话没说，便随12兵团副政委唐天际前往湖南陈部工作。当时为了打消陈明仁及其部属的疑虑，唐天际只带了王振乾等9名政工干部前往21兵团进行整编工作，让陈明仁感到十分吃惊与佩服。
初到21兵团，原先起义时的10万之众，只剩下7万多人。即使如此，陈部依然是危机四伏、顽固分子蠢蠢欲动。唐天际、王振乾等9位同志，以真挚的态度帮助陈明仁，以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去感染这帮鱼龙混杂的旧军队。经过第一次整编后，陈明仁及其有觉悟的部属，主动要求进行第二次大的整训，去劣存优，最终21兵团留下了3万多人。
相较于四野5、6万人的1个军，21兵团的实际人数也就勉强能编为1个军。但毛主席充分体谅陈明仁的难处，拨给21兵团2个军，6个师的番号，在军以下不设政委，只设副政委，并将21兵团编入四野战斗序列，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唐天际任兵团政委，王振乾因此被任命为53军副政委。
抗美援朝爆发后，陈明仁多次请求率军入朝参战。此时恰逢广西爆发大面积匪患，中央军委指派陈明仁率领21兵团入桂剿匪。经过近2年的浴血奋战，21兵团和广西军区部队通力合作，共剿灭土匪42万余人，缴枪41万余支。
1952年10月，21兵团部撤销，一部分部队被编入荆江分洪工程部队，一部分被改编为解放军55军，陈明仁任军长，陈仁麟任政委。
转年3月，王振乾由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调任55军政委，由此开始和陈明仁搭班子，时间长达7年之多，是陈明仁搭档最久的政委。
1955年全军大授衔，王振乾被授予少将，而被他整编、改造过的2个军军长，曾泽生被授予中将，陈明仁则被授予上将。由于王振乾比曾、陈两位将军年轻十多岁，因而在军中他被人称为改造中将、上将的“少将军”。
五，王振乾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国防部六院首任政治委员
1961年12月24日，周恩来总理任命王振乾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1962年3月15日，空军党委批复同意增补王振乾为六院临时党委委员、常委，并任党委第二书记；原党委书记唐延杰改任第一书记。从此，王振乾再没有离开航空工业，为航空科研、航空工业贡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53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55军政治委员，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以下简称三机部）、顾问。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王振乾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和领导者。
在抗战时期，他成功将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发展为中共党员，将该师策反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滨海支队政委。
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曾泽生将军起义部队改编的50军政治部主任，与曾泽生将军成为知己。在东北军区派出的几百名军政干部的努力下，经过短短4个月时间的改编改造，这支滇军部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了新型的革命军队。老百姓赞扬说：“50军象个老部队的样子了！”辽沈战役后，50军挥师进关，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斗中屡建功勋。
1952年至1961年，王振乾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政委期间，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指示，负责对长沙起义部队（原国民党21兵团）开展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成果卓著，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肯定。
1961年底，王振乾调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后，率领工作组对部队和航空工业系统划入六院及六院新成立的各个研究所等十几家单位逐个进行调研考察，写出了详实的考察报告，为六院的建设和各个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专业设置、政治思想工作的重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积极推进六院院部机关和各个研究所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体系的建立。他坚决贯彻落实《科研十四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蒙冤的同志“摘帽子、解疙瘩”，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王振乾参与组建第一届中国航空学会的工作并兼任党组书记。
1965年，六院整建制并入第三机部后，王振乾任三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先后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和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以及陕、甘、豫地区航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航空高等院校教育工作的开展及培养人才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1974年后，王振乾先后兼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三机部六院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初，王振乾还兼任国防工业检查团华东分团团长，长期蹲点整顿企业，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拨乱反正，使一批工厂和研究所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1981年12月20日，中央同意王振乾辞去担任的三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六院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改任三机部顾问。
王振乾在任三机部、航空工业部顾问期间，先后担任国防工委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和航空工业部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对航空工业、国防科技工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航空工业基础教育协会顾问，积极为航空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他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稿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歌颂航空工业蓬勃发展的诗词，总计300余万字，为我们航空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史资料。
王振乾离休后仍工作不休，还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改革工作组政法和外交组的工作。还担任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顾问、《将帅诗词》编委会顾问、第四野战军军史顾问、东北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汇文中学校友会会长、高等学校校友会海外顾问、航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顾问等。曾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航空工业部颁发的“在献身航空、服务四化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三十年”荣誉证书，航空航天工业部先进离休干部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