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日内瓦后，总理指示成立新闻办公室，要我担任主任。
总理规定，任何外国记者接触中国代表团都须通过新闻办公室。总理指示接待记者时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我找到李克农，要求只做具体工作，另请别人当主任。李克农说:还没有上阵，你就打退堂鼓?我说:我水平低，没有经验。李克农说:你好像是谦虚，实际是怕，怕那些资产阶级记者。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员，还怕他们?李克农说:总理的指示精神，就是“用宣传换情况”。讲出去的是宣传，换过来的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他要我着重接待了解内情的政治、外交记者、专栏作家以及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法共《人道报》、意共《团结报》、英共《工人日报》的记者。一般“报屁股”记者则由新闻办公室其他同志接待。他说:和记者交谈不要人翻译，好比两人谈恋爱，中间插一个人，那就谈不好。
在同记者接触中了解的情况，我都及时书面报告李克农核转总理，有些由李克农编进《每日简报》电告国内。若有几天不送材料，他就催询。有时他认为所送材料价值不大，就说:不要拿这种破烂货充数。这虽然有点“强迫命令”的味道，但也有好处，逼着你想办法。在接触中发现，一些资产阶级记者不满美帝的侵略战争政策，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相近，可以由此逐步深谈，了解情况。后来我又向李克农建议，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和内外政策，记者已不感兴趣，总要给人家一点东西。李克农请示总理同意，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代表团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让我先将一些有关情况透露给能提供重要情况的记者。总理在别墅会见卓别林夫妇时的照片，在新华社发表之前，由我送几位深交的记者。这样做，效果很好。
代表团回国后，李克农让主管部门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通过外国记者获得的情况材料作了评价。评价称:“所反映的情况，大都时间性很强，紧密地结合了当时会议的进展情况及其他活动，因之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外交斗争。材料来源可靠而且重要…..…这些材料不仅对于当时我们在日内瓦了解敌人的政策、意图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对今后研究敌人的对外政策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是在周总理领导下，李克农亲自指示，督促取得的成果。
(七)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常在晚上召开由代表团各单位主管参加的汇报会。在一次汇报会上，雷任民报告说:英国工商界邀我派贸易代表团访英。对此，总理指示:可以同意，但现在保密。待中央批准中英两国交换代办后即行宣布，使我贸易代表团做开路先锋，打头炮。
隔了一天，英国《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中国贸易代表团行将访英。总理看到后非常生气，指定克农在两天内查清是谁泄露的。由于我是新闻办公室主任，李克农找到我。
我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讲。我知道《工人日报》派来的记者的住处，派人去问，就可以弄清楚。李克农报告了总理，总理不同意。总理说:新闻记者都要保护自己的新闻来源，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问人家，在兄弟党记者面前丢中国人的脸。总理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却使我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泄密者。因为:(1)新闻办公室只我一人参加汇报会;(2)《工人日报》记者由我直接联系;(3)我被授权可以单独接触记者，不需翻译。于是李克农又找我说:你工作忙，接触人多，有时难免说漏了嘴，自己忘了，现在再仔细想想，承认了，吸取教训。如果隐瞒，就变成另外性质的问题。我有口难辩，又召集新闻办公室4位工作人员开会。我说:我确实没有讲，你们谁讲了，我承担责任。4位人员都说不知此事，周湘浦还借机批评我，并说我提出向《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解是耍花招，明知他是不会说的。我说:千错万错，是中国代表团出的错，有错总要有人承担。于是我向李克农表示承担这一泄密事件的责任。李克农报告总理，总理批评了我，并通报全团吸取教训。此后一段时期，我同外国记者接触就要翻译在场。
中英交换代办一事经中央批准，我贸易代表团已洽办赴英签证。贝却敌来找我，他说:中国贸易代表团即将访英，是件大事。我说: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英国(工人日报》早登了，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贝说是他提供的。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周湘浦告诉他的。
我让翻译李肇基做了详细记录，直接给李克农。李克农看后问:周湘浦是什么人?我说: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科长。李克农马上把新闻司司长龚澎找来看那个记录。龚澎说:老熊没有讲，为什么承担责任?李克农说:都怀疑他，连我都怀疑他，他不承担责任行吗?共产党员应该受气不说，有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李克农让人拿一瓶老茅台酒和一包拼盘给我，他说:“回旅馆去，喝，喝完了睡觉。”总理知道后，要李克农通报全团澄清。总理并指示:周湘浦品质很坏，不能再留在外交战线。
1962年，中央决定我接替宦乡任驻英代办。我赴任前曾去看李克农，提及周湘浦在驻英代办处当二秘。李克农说:总理早有指示，怎么还没有执行?我现在不好向外交部提意见，你应该提，把周湘浦调回来，清除出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