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关注
摘 要：牛川为北魏前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名，自拓跋珪在此即代王位后，多次出现在北魏皇帝的巡游、狩猎和北征活动中。对于其地望历来有不同意见。通过对牛川大会的性质分析，阴山南北部族关系、民族分布的认识，以及有关“荒干”一词的语言学性质的讨论，可以基本确认，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流向呼和浩特市区的大黑河上游河段，亦即古“荒干水”上游，就是《魏书》中所记载的“牛川”。
关键词：拓跋珪；贺兰；高车；独孤；阴山；荒干水
《魏书·太祖纪》云：“登国元年(386年）春正月戊申，帝（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曾经被前秦灭亡的拓跋代国复国，北魏王朝的历史由此开始，或言北魏建国始于牛川。此后，牛川一名经常出现在北魏皇帝的巡游、狩猎和北征高车、柔然的记载中。它是北魏前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名。
关于“牛川”之地望，古今多有歧说。最早为元代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他于《通鉴》卷一百六·太元十一年(386年）条所记拓跋珪牛川大会的注文说：“自武周塞西出至牛川，牛川以北皆大漠也。据《魏纪》，窟咄之来寇也，珪乞师于燕，自弩山至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以会燕师。又据《水经注》，于延水出长川城南，则长川即牛川也。《班志》，于延水出代郡且如塞外，则牛川亦当在且如塞外也”。
胡三省指认牛川与且如塞外的长川为一地，断言其地处于延水即今东洋河上游，对后世影响很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大同县牛川项下，指“牛川在府北塞外。《班志》注：于延水出代郡且如塞外，牛川当相近”。认为牛川位于清代大同府北的塞外，在于延水（今东洋河）流域以东。清人修《大清一统志》介绍察哈尔地区的地名历史时也沿袭了这个说法。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魏时期的“并、肆、桓、朔等州”和“武川、御夷等镇”两个分幅图中，编图者注其地于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东，东洋河南的兴和县西北部，河北省尚义县西南方向，并且没有注记“长川”，显然也是受到胡三省《通鉴》注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认为“牛川，出绥远凉城西，经左云至大同入河”。内蒙古学者林幹先生《东胡史》推测其位于“今呼和浩特市东南”。据前田正名先生介绍，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博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认为，牛川“是今东洋河的一条支流”“是拓跋部族经常会和的地点”，但未能确言地点。另一位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博士认为“牛川位于盛乐与平城之间”。
还有学者认为，牛川位于阴山中段以北的荒漠草原上，并不在阴山南麓。此说以王仲荦先生为代表，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和《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中指出，牛川就是“今内蒙古西拉木林河”，即今天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沙尔木林河”，或云“锡拉木伦河”。内蒙古考古学者李逸友先生认为，牛川在今天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的韩勿拉河附近。
上述学者有关牛川问题的认识大多属于推测。对此做出较为系统论证的是日本学者前田正名。他举《魏书》卷二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兵分三路大举出征高车事，认为牛川“显然位于长川的西面，自平城向西北方向行进，即可抵达该处······”，又据“窟咄之乱”时拓跋珪遣安同赴中山向慕容垂借兵往返所经路线，拓跋珪与慕容垂所派贺麟率领的燕军会合过程，主张“以牛川位于阴山与平城之间较为妥当”。进而根据《魏书》卷三永兴二年(410年）所记，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被蠕蠕追围于牛川，明元帝亲自率军解救后返回参合陂。推想“牛川的位置就在阴山附近。”复按《魏书》所记拓跋珪几次“大弥”“校猎”路线及塞外山川形势推断：“牛川可能是位于白道岭与地当云中至平城的交通要冲的善无（今右玉县）之间的一条河流。在今凉城县西海拔1500米的山区，有大黑河，上游向西北流淌。牛川可能是这一带的河流，或者就是指大黑河上游，即《水经注》中所说的芒干水的上游。”
笔者赞同前田正名先生的考证，参加编绘《内蒙古历史沿革地图集》时，在十六国后期及北魏图幅中将“牛川”注记于古荒干水（今大黑河）的上游河段。
前田先生对牛川位置的考证主要着眼于阴山南部的交通情况，似可进一步展开，这里拟就前田正名先生的推断，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一、“牛川大会”的性质
牛川一名，最早出现于《魏书·太祖纪》所记拓跋珪即代王位的地点。
有关牛川地望的几种推测，大都没有关注牛川大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会，“大会诸部”的含义是什么，拓跋珪即代王位时的代北形势，为什么选择在牛川即位。
对于《魏书·太祖纪》所云拓跋珪牛川即代王位时“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魏书》卷一O八《礼志一》则记为：“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说明即位仪式上举行的是一次传统的祭祀大典，类似天赐二年(405年）的“祀天于西郊”。
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实际上是一次草原部落盛会。田余庆指出：“拓跋历史上最著名的草原部落盛会，举行于登国元年(386年），即道武帝拓跋皀复国之年。是年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从此，拓跋皀的领袖地位得到草原诸部的认同，拓跋帝业逐步实现。”“祭天仪式是诸部大会不可缺少的程序。”“《礼志》（一）所谓道武‘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非常隆重，而且完全遵循胡俗。”这里提到的所谓“胡俗”，应该是指拓跋的各种祭仪中保存的部落联盟时代的传统习俗。所以，这种“不可缺少的程序”还应包括“选帝之十族子弟执酒”，拓跋宗主复位需有拓跋本部“帝之十族子弟”的直接参与。《魏书·官氏志》云：“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
牛川大会名曰即代王位，实质是拓跋宗主上位，说到底是拓跋各部拥立拓跋珪复代王位。按拓跋传统，拓跋宗主的合法性源于本部“十族”，或云“八部”“七姓”的共同拥戴，仪式上“帝之十族”大人及子弟不可缺席。类似拓跋这样的部落联盟，在缺乏公认的象征王权的礼仪器物的情况下，要举行象征拓跋诸部团结的展演性仪式，必须有拓跋诸部大人参与、目睹。而其他部族应该只是“助祭”。天赐二年(405年）“祀天于西郊”，《礼志》谓祭典时“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参酌力微以来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种草原大会，中心是拓跋本部八姓或十姓，他们具体参与典礼仪式，再就是内入诸姓助祭。这种即位仪式，很可能类似于《北史》所言的“代都旧制”。
马长寿先生认为，“宣帝”以前的拓跋君长出于众酋推选，宣帝以后，则改由八姓大人共举。宗室八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祭祀和推选盟主及皇帝即位的仪式上。楼劲先生进而指出：“献帝以来形成的，实际已是宗室七姓共奉拓跋氏子孙为君的格局。”
什翼犍以前的拓跋早期，在沙漠汗嫡庶后裔的争位中，似乎形成一个模式——姻亲部族支持，诸部大人共立拓跋氏子孙。据《魏书·序纪》，公元329年，炀帝纥那出奔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335年，烈帝翳槐杀了“不修臣职”的贺兰部蔼头，“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这里的“诸部大人”，显然指的是拓跋诸部大人，而非贺兰所辖的贺兰诸部、高车诸部。
事实上，拓跋珪在牛川即位，也得到了拓跋诸部的共同奉举。
《魏书》卷八十三《外戚贺讷传》：“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贺讷“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对于其中的“诸部大人”和“诸人”，《北史》则视为同一类人，云：“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道武为主，染干不从，遂与诸大人劝进，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这里的诸部，应该不是与贺兰部关系密切的诸部高车，而是拓跋诸部大人。实际上是，拓跋诸部大人请求贺讷出面，邀集拓跋诸部拥立拓跋珪继任大位。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瓦解了，前秦政权安排的由独孤托管拓跋之措施的合法性随之丧失。拓跋珪和诸部大人急切希望通过即位大典，重新建帜立号，重新集聚拓跋核心部落，摆脱寄人篱下的处境。从当时的阴山南北民族分布情况看，“大会诸部”的牛川位置，应该方便拓跋各部的集结。
二、荒干水处于代北、漠南两个部落集团的接合带
苻秦灭代后采纳代国汉臣燕凤的建议，将拓跋代国的直接控制区一分为二，互相掣肘。拓跋代国兴灭之际，能够对拓跋内部施加直接影响的是原拓跋代国域内的独孤和阴山以北的贺兰。
所谓拓跋代国，应该就是后来《魏书》经常提及的代北，关于代北的范围，田余庆先生估测：“从拓跋所驻盛乐极目四望，大宁以西，句注以北，河曲以东，阴山以南，是习称的代北地区。其中的西部定襄、云中诸郡在高原上，北越阴山与贺兰部相通······”田先生所言，大致就是以北魏迁都平城后划定的京畿范围为核心的地域。不同的是，4世纪初猗卢一统三部时，在这个区域内立南北二都，重心整体偏南，什翼犍在这个范围的南部及南部边地则委派南部大人独孤刘库仁守护，独孤投附拓跋后被安置在代国南部。拓跋本部核心则在定襄之盛乐与云中盛乐宫一线，亦即《水经注》所言汉代“白渠水”一线。刘库仁托管拓跋时，势力范围有所扩大。淝水之战后，刘库仁曾遣将救助前秦幽州刺史王永于蓟，继之解救苻坚的儿子苻丕，曾经“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時”。故拓跋复国时的独孤，“地广兵强，跨有朔裔”。刘库仁受命为前秦执掌拓跋代国及其部落时，中心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即《水经注》“中陵水”上游。
拓跋失国后，前秦军撤离，拓跋域内“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尚处于游牧时期的拓跋“故民”，显然是从盛乐、云中盛乐宫一线南移到善无及周边。少年拓跋珪因而随之南迁，托身于独孤。
拓跋珪母子寄居独孤部，应是其母子自阴山南奔的“七介山南”。《魏书》卷十三《皇后传·献明贺皇后传》云：“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抄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中路失辖，后惧仰天而告曰：‘国家胤胄岂止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另据《奚牧传》：“初，刘显谋害太祖，梁眷知其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由此看来，当时拓跋珪母子的营帐应该就在七介山下。笔者认为，七介山距盛乐当不至太远，应该距善无故城较近，地当浑河河谷的交通要道，即古善无、今右玉县与岱海盆地之间的低山。所谓“七介山南”，应该是今天山西右玉县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之间的浑河两岸的河滩草原地带。
吕思勉先生推断“牛川，出绥远凉城西”，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博士认为牛川位于盛乐与平城之间。这些都大致相当于凉城县西面浑河（中陵水）流域。林幹先生推测的“今呼和浩特市东南”似乎也属于这一地区。此地在盛乐以南，当时很可能属于善无辖境，拓跋珪为躲避刘显谋害刚刚逃离那里，入居阴山北麓之贺兰部。这时选择在那里“大会诸部”不合情理。
现在来看贺讷的贺兰部及阴山北麓形势，拓跋对于阴山以北草原的经营始于桓帝㐌。公元297年，㐌跨越阴山，西略诸国。前后持续五年，至301年东归。《序纪》云“诸降附者二十余国”。桓帝㐌北征的大致范围没有记载，《魏书》形容后来平文帝时期的功业：“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可能略有夸饰。昭成帝什翼犍曾在阴山以北多次征伐，但他确立的似乎是一种藩属关系，所谓“东至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
前秦灭代后，以“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今河北张家口），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这里所述“迁居大宁”，说明贺讷兄弟的贺兰部原不在大宁，应是从阴山北麓沿阴山东部丘陵地带向东迁至今天的张家口宣化一带。阴山以北是他们的传统居地。前秦崩溃后，慕容燕重新崛起，贺兰很可能为避免冲突，遂退居原地，自东部大宁一带又收缩至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
漠南草原上的贺兰人究竟分布多广，无法明确。从有关记载推测，贺讷兄弟的贺兰部主体驻牧地应是阴山北麓的近山草原。北魏史臣理解的阴山，应该是今天呼和浩特市至包头市北部的阴山主脉，亦即阴山山脉的大青山段。这一带山体完整，山势巍峨、脉络分明、相对高差较大，只几个山口沟通南北，是能够构成屏障的山体。故窟咄之乱时，拓跋珪“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呼和浩特以东，山脉从高耸的山体、高山草原，递降为一系列丘陵、盆地，间有山地森林、灌丛草原，不具有天然屏障作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也认为“可知贺兰部居阴山之北麓。阴山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之大青山”。
具体而言，贺兰本部驻牧的今阴山北麓的近山草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包头市固阳县及达茂旗南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和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察右中旗、四子王旗的接合地带，面积约20000平方公里。近代以来放垦为农田，未开发前应该是阴山以北最好的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
贺兰本部与拓跋以阴山分野，互为近邻，保持着世婚世亲关系，是拓跋兴起过程中可依赖的力量。故山北草原是拓跋人面临危机时的避难地。当拓跋宗主逃奔阴山时，常常受到贺兰部的庇护。
贺兰部居阴山北麓，与高车杂处，形成贺兰与诸部高车的共生关系。4世纪下半叶，阴山北麓草原上的众多游牧族群，应该存在一个以贺兰部为核心、诸部高车从属的联盟性质的部落酋邦。《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漠南高车诸部当在此“四方附国者”之中，贺讷、贺染干兄弟则居于主导。
与贺讷兄弟的贺兰本部毗邻的是驻牧于女水流域的吐突鄰、解如等诸部高车，他们与贺兰部驻牧地距离最近。女水应该就是今天的四子王旗的“沙尔木伦高勒”（西拉木林河）。
“沙尔木伦高勒”在北魏前期名曰“女水”。至魏献文帝以前，北魏武川镇域内的女水，并无他名。皇兴四年(470年），柔然犯塞，拓跋北征。《北史·蠕蠕传》记显祖自女水誓师北伐，取胜后“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据《魏书·高允传》载：“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魏书》所记高允上《北伐颂》，当即《北史·蠕蠕传》所云《北征颂》，是知魏初之“女水”，应是后来显祖时武川镇域内的武川，亦即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沙尔木伦高勒”。
贺兰与拓跋是依赖婚姻维系的宗番关系。女水流域的各种高车应该是贺兰的“四方附国者”，贺兰与女水的诸部高车可能有更特殊的关系。登国三年(388年）年底至四年(389年）初，拓跋珪连续讨伐女水流域的吐突邻、解如及诸部高车，“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与大军相遇，逆击走之”。拓跋珪征讨女水高车之役，反映出贺兰与高车的关系胜于拓跋，也可以看出当时塞外民族关系的微妙、复杂。作为拓跋的姻亲部族，贺兰经常会襄助拓跋宗主上位。而当拓跋进剿女水高车诸部时，贺兰部却会出手救助。
拓跋是贺兰的宗主，贺兰又是诸部高车的宗主。这两层宗番关系不似两个层面的垂直行政隶属关系。对于拓跋，女水高车并不是那么顺从，他们有时不把贺兰的宗主视为自己的宗主。拓跋珪登国年间征讨女水高车的理由是“不供职事”，显然不是刚刚出现的情况，应该指拓跋代国兴灭前后女水高车的态度。昭成末年面对前秦征伐时曾避走阴山投附贺兰，结果“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幼年的拓跋珪也曾与贺兰后越过阴山避难，“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抄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这些高车应该就是与贺兰邻近的女水“高车诸部落”。
牛川大会显然不是任意的草原部落随机聚拢的盛会，不是贺兰率各部高车拥立拓跋珪。王仲荦先生所推测的牛川为“锡拉木伦河”，李逸友先生认为，牛川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勿拉河流域，都忽略了草原上各部族大多有相对明确的领地范围。拓跋珪避难贺兰，“部下人情未甚附”，贺讷与诸大人拥立拓跋皀时，贺染干声言：“在我国中，何得尔也？”，拓跋罹难时，女水高车早有不臣之举。故即位仪式既不可能在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地域上，也不可能在女水流域的各种高车驻地。
牛川也不可能在南面的浑河（中陵水）流域，那里距独孤中心善无太近，处于独孤的直接威胁下。最适于举行拓跋部落大会的是傍阴山而西的大黑河上游河滩草原。这里是贺兰、独孤两个集团的接合带，也是原拓跋代国的最北端，背靠依傍阴山的贺兰部。
拓跋复国后，牛川作为代北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被反复记入《魏书》，是登国年间太祖南征北讨、东西腾挪、整饬代北秩序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这一时期拓跋本部大营常在牛川。
三、荒干水就是牛川
比对《魏书》和《水经注》所见地名，有一个问题令人费解，早期拓跋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牛川”相关。以水系为纲的地理著作《水经注》于卷三《河水》篇下几乎记载了所有流经阴山南麓的河流，“牛川”却了无踪影。这大概也是一些学者认为它不属阴山以南的黄河水系或海河水系，转而在阴山以北的草原内流河中寻找牛川的原因。
《魏书》记载了代北的许多河流，对于荒干水却不置一词，在似乎应该出现“荒干水”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却总是“牛川”，也很是蹊跷。
荒干水即今大黑河，发源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阴山山地，经呼和浩特平原入黄河，是阴山南麓黄河最重要的一条支流。这条河流就在拓跋鲜卑人长期生养蕃息的阴山脚下，从拓跋力微算起到北魏迁都平城（大同），拓跋鲜卑的核心部落在河畔生活了160年。如此重要的大河不见于《魏书》，恐怕很难用史臣的疏漏来解释。
“荒干水”最早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汉代。《汉书·地理志》定襄郡武皋县条说：“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荒干水”又作“芒干水”，《水经注》谓：“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钟山，山即阴山······”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于“荒干水”条下疏云：“黄本作芒，而上文作荒中，下文作芒中，朱氏因之。考《史记·历书》大荒落，《索隐》本荒作芒，是荒、芒通用，郦氏好奇，或故意错出，今各仍原文”。陈国灿则认为：“《汉书·地理志》之荒干水，《水经注》作芒干水，乃郦道元避北魏文成帝父亲拓跋晃之讳，改‘荒’为‘芒’之故。”实际上芒从亡声，“亡”字古音通“无”，属古音韵的鱼阳对转，声训如“荒”。
荒干水，汉语无解，必是“戎语”。其所流经的汉定襄、云中二郡地面，为今天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阴山以南地区，本是北方民族的牧场，《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地也。”这一带许多地名源自草原民族，他们是这里许多山川河流的最早命名者。战国后期至秦汉，当时的农业区向北扩张，中原人到了这些原属于游牧民族的地方后，除了命名一些新地名外，肯定要沿用部分游牧者原有的地名。荒干水之名首见于《汉书》，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应是汉武帝以前匈奴人的势力范围，故“荒干”一词应为匈奴全盛时代的边地民族语言。
鲜卑人是操着“古蒙古语”的族群。匈奴语与古蒙古语之间是否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至今仍未有定论。东汉匈奴西迁后，鲜卑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亦邻真先生认为：“至于鲜卑语中有很多突厥语成份，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语族人口。”
《后汉书》卷九O《乌桓鲜卑传》所言，汉和帝永元年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这些匈奴余种只需“自号”就成为鲜卑人了，似乎也不须经历一个语言同化的过程。从后来的历史看，十六国北朝时期，作为汉末内迁匈奴的后裔，铁弗部、独孤部、贺兰部与拓跋鲜卑长期共生于阴山南北，大河内外，相互联姻，分分合合。历史记载中从未看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存在语言障碍的事例，也未发现他们交往需要“译使”“通事”的实证。
即便匈奴语与当时的鲜卑语属于两种语言，也应有大量的共同词汇存在，就像今天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之间一样。共同的游牧经济，大范围的流动，经常性的交往，草原政权的每一次分合，必然带来语言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应该是草原上一些词的趋同。匈奴统治草原，各部族语言应该是一个“匈奴化”的过程；鲜卑占据匈奴故地，语言上也该出现一个“鲜卑化”的过程。这也是游牧生活的特点所致。今天的蒙古语源自东胡系统的鲜卑语，鲜卑语与匈奴语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蒙古语与匈奴语的关系。那么，“荒干水”与“牛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在现代蒙古语中，“牛”这个单词读作“乌呼勒”[uher]，是一个以元音开头的词，这个词历史上应该存在词首辅音[h]。乌其拉图先生根据蒙古语的语音演变规律，认为古代蒙古语中以元音开头的词，应该存在词首[h]音，指出“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的词首[h]音总的发展趋势是脱落，而汉语则无脱落现象，阿尔泰语系词首[h]音脱落问题理论上早已阐明。可是在匈奴语复原考释时却很少注意这一语音脱落现象”。
蒙古语“牛”一词读音的词首辅音大概是明末至清代脱落的。《大清一统志》蒙古郭尔罗斯部的山川条记载，清代蒙古郭尔罗斯部所居地面，也有“牛川”地名，谓：“牛川，蒙古名‘乌库尔’，在后旗西北十五里。”这里汉文“牛川”地名就是蒙古语“牛”[uker]的汉译。蒙古语称为“乌库尔”，也没有辅音[h]，已经是一个元音开头的词了。今天在保存着大量古蒙古语特征的达斡尔族语言中，则读作“呼克勒”[huker]，元音[u]前面的辅音[h]仍然保留着。《元朝秘史》多次出现的“牛”，旁注标音均作“忽客儿”[huker]，读音与今天的达斡尔语一样。在欧亚大陆的游牧世界，由于地域相连，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相近，很多牲畜、自然景观的名称往往相近或相同。在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鄂伦春族语言中，“牛”的发音与今天的蒙古族一样，也是读作[uher]。但在今天的匈牙利语中，“牛”这个词却与达斡尔语一样，保留着“呼克勒”[huker]这个古老的读音。达斡尔民族清康熙前世居黑龙江北岸，匈牙利地处东部欧洲的腹地，可以看出这个游牧民族的共同词汇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流布范围。
蒙古语中“牛”这个词涉及的另一个演变规律是第二音节中[h]的音变。这里的[h]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蒙古语中有g-k-h的变化，属于同音位互转。如察哈尔蒙古语方言中[h]就保留着[k][g]的变化。还可以举出的例子是，至少从近代以来，蒙古语的“哥哥”“兄长”，汉语记音为“阿哈”[ahar]或“阿合”[aher]。保留古蒙古语成分较多的达斡尔语则读作“阿卡”[akar]。在更古老的蒙古语中应有[g]的变化形式， [ahar]这个词，魏晋时鲜卑语应为[agar]。《宋书·吐谷浑传》谓：“鲜卑呼兄为‘阿干’”。当时的[agar]，用汉语记音写作“阿干”，用现代汉语发音则读作“阿干”[agan]。亦邻真先生认为：“从‘阿干’（兄）与蒙古语‘阿合’（兄）的比较中可以推测东部鲜卑语同蒙古语的同源关系，而前者具有更为古老的形态。”
元末明初可能是变化时期。《元朝秘史》中“牛”的汉语记音“忽客儿”，与汉语记音的《元朝秘史》大致同期或稍早的明代《华夷译语》中，记蒙古语音的“牛”则为“忽格儿”[huger]，应该是这种变化的例证。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隋唐以前的北方民族共同语言中，“牛”这个词，应该存在着[huger]或与之相近的发音。
我们再来设想古代汉人在音译这个北方民族语词时可能出现的情况。[huger]的第一音节中的韵母[u]，古人读来与今人可能不同。古音的[u]与[a]同韵，亦即古人遇到[u]这个音时，往往读作[a]。绍荣芬认为：“现代汉语读u韵母的字，上古很多都读a韵母。”实际上今天读[u]的韵母，是一个合口呼的韵母，为后高元音，所谓现代汉语读u韵母的字，上古很多都读a韵母。说明上古汉族人不习惯发“u”这个音，学说匈奴语言时可能会囿于传统发音习惯将“u”高化为类似“ua”的读音。
第二音节中的韵母[e]应该也是读作[a]。隋唐以前，汉语音韵史上长期歌、嘛混用。在反映隋以前汉语发音的《切韵》中，戈韵字的韵母往往读作[a]。后来分属不同韵的“寒”与“桓”、“曷”与“末”、“歌”与“戈”等字，在《切韵》时代都是一个韵，韵母皆为[a]，即[an][uan][e][o]都归入麻韵[a]。
归纳以上分析，上古时期的汉族人在学说草原民族的“牛”这个词时，应该是读作“hagar”或“huagar”。汉代的边地将吏将这个读音的地名词上报朝廷或是转述给汉族史臣，见诸汉字记载，就是“荒干”。这应该就是《汉书·地理志》“荒干水”一名的由来。
地名发音具有稳定性，几百年后，当拓跋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时，面对匈奴人命名的河流，理所当然视“荒干水”为“牛河”，如后来《清一统志》记蒙古郭尔罗斯部地名那样，雅译为“牛川”。
今天流经呼和浩特平原的大黑河，班固、郦道元之辈，是依匈奴语的发音记入《汉书》《水经注》的；而邓渊、崔浩、魏收等投附拓跋的汉族士人，则是根据“荒干”一词的汉语意译写入拓跋史册的。从魏初至郦道元时代，今大黑河可能在实际生活中仍称荒干水，而在汉族史臣的记述中，则按其语义记作“牛川”。也就是说，“牛川”可能只是一个存在于《魏书》中的书面地名。
作者：莫久愚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汪鸿琴
审订：耿 曈
责编：徐和惠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