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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91年春天，为了在学术上寻求突破，已是副教授的王笛，放弃了在四川大学的教职，赴美跟随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罗威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至今王笛仍清楚记得当年赴美时离别故土的心情，“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
时隔将近30年，成都至今仍然是王笛梦魂萦绕的故土。在澳门大学任教的他，生命很大一部分，仍然与成都密切相关，“我每天都在研究她，探索她的一切秘密。”通过近30年的深耕，王笛将故土之思，升华为有情感、血肉和文学性的史学研究。其中既有冷静的考察分析和宏观问题的关照，又有动人的笔调和纤毫毕现的细节呈现。
升华乡愁的解法 书写有情的正史
流沙河那首著名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有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 年的歌。这首诗也适合王笛。“近二三十年来，我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有着成都的影子。”在历史的锦灰碎屑中，他孜孜以求地一点一点用自己的笔力心力再现了故乡过往的面貌和某种真实。
2020年7月，由世纪文景推出的新书《显微镜下的成都》，是王笛近30年重要性史学论著的作品精粹集。阅读王笛学术生涯中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可以清晰看到他的学术风格转型轨迹：从宏阔到精微，从广博翔实到见微知著，从计算高度理性的数据、绘制冷静客观的图表，到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市民等普通人的身上，刻画了小人物元气淋漓的日常生活世界，将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写入历史舞台，再现长期为人忽略的下层民众生活。
在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则是他对四川这一区域的高度关注，并逐步聚焦于成都。王笛聚焦街头、茶馆、袍哥、麻将这些具体而微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现象，呈现它们在成都百年来所经历的衰落与复兴，通过阐释在成都公共生活的常与变中，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延续性。
作为集中成果展示，《显微镜下的成都》也融入了作者王笛的最新研究。比如本书收录了王笛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的全新未刊访谈，形成了两代学者之间的代际对话。书稿还选入了数十幅珍贵图片资料，大部分均首次作为史料披露及使用。图像证史，栩栩如生。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使一个西南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跃然纸上。同时，本书第四部分关于麻将的研究也是首次结集出版。
作为底蕴深厚的古城，成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以往与城市史相关的书籍，多聚焦于沿海或华中等地区，对以成都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则相对缺乏研究。王笛善于以普通民众的视角写史，将成都作为主要的描述和观察对象，考察了这座城市百年来的变与不变，还原了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深入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等沿海、华北及华中城市的“另一个中国”。
专访“中国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笛：
不接受奇谈怪论的蛊惑，拒绝狂热思潮的怂恿
王笛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1980年代，作为非常年轻的副教授，他写出过厚达700多页的社会史研究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至今在学界深有影响。作为1990 年代第一批出国的学人，王笛在美国重新接受了非常系统的史学研究训练，如今已经同时在西方主流学界和中国本土学界产生了学术影响力的学者。2018年，王笛出版《袍哥》，重申他坚持了近30年的微观史学术追求“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被媒体评价为“打开了中国的微观史学”。王笛也收获了更多的大众读者，他也被称为是“中国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历史写作要走出象牙塔，在表达方式上就必须要有所改变”
封面新闻：近几年，关于微观史学，读者的兴趣有很大的提升。最近我采访川大文新学院院长、学者李怡，他提到在看你的作品比如《茶馆》等。此外很多年轻读者，对您的书也非常关注和感兴趣。你有何感触？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史，对您而言，最大的魅力何在？
王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超越历史研究的专业堡垒，让我非常高兴。这些年来，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城市规划、新闻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告诉我也喜欢读我的书。为什么我历史研究能超出专业的领域呢，我想与我在历史写作中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二是我的微观史写作有人，有细节，有故事，过去的史学的研究经常看不到日常生活中的人，我微观历史研究，提供许多细节和许多故事，这样使历史显得有血有肉，更贴近民众，也更接地气。所以这种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提供了和过去我们所知的、所读的一种不同的历史，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封面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术作品都比较晦涩。但是像史景迁、黄仁宇这样的学者，能做到同时兼顾专业和大众阅读的平衡。他们的学术著作甚至能成为畅销书。在您看来，清晰、准确、优雅的表达方式，对学者传达学术思想，起到怎样的重要作用？
王笛：过去历史学家写历史，主要是写给本行的专家看的。但是也有历史学家，如你提到的史景迁、黄仁宇。的作品，能让大众也喜欢读，这是因为他们历史表达的方式更接近大众阅读。历史写作要走出象牙塔，在表达方式上就必须要有所改变，我的原则是能够既不牺牲学术性也能够让专业之外的读者也能理解。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少使用专业的名词；二叙事的手法，怎样使所讨论的历史，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三是要有故事，要有细节；四是 不要大段的引用历史资料的原文，而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五是比较学术的内容，可以放到注释中，那就不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专家对资料感兴趣可以看注释，那么一般的读者可以不读。
封面新闻：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些学历史出身的畅销书青年作者，他们用通俗易懂的方法给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或者一般的普通读者讲述历史。比如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十年砍柴的《晚明七十年》，吴钩《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等等。对于这样的作品，您觉得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读者阅读的时候，又应当注意哪些地方？
王笛：这些畅销的历史作品我也读过一些。很欣赏这些作者在普及历史知识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能够把所讲的历史以有趣的方式展现出来，勇于探索，不为框框所限制，而且能够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比较好。一般历史爱好者和读者读他们的作品，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这种写作风格，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经过了严密的考证，任何描述都有史料的支撑，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完全全把那些书看着是历史的本身。不过正如我经常强调的，其实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些畅销历史作品和历史学家所写的严肃的历史著作，不过是受众不同而已。对于一般的读者，了解历史的途径可以从普及的开始，然后进入比较严肃的读物。
谈成渝双城
“在中国内陆，没有其他任何两个中心城市如此地接近”
封面新闻：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准确理解当下 。在您这本新书中，您也谈到了成都与重庆的对比。如今，各方面正积极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此，您有怎样的感想？
王笛：我在1980年代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因为是写整个四川的社会史，所以不能不涉及到重庆，对重庆的历史和资料还是比较熟悉的。成渝两个城市在历史上就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它们的发展，各自有辐射的范围，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在中国内陆，可以说还没有其他任何两个中心城市如此地接近，如此的互相依赖，因此对于发展成渝经济带有着先天的优势。成渝两个城市，既有相互依存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可以说这两个中心城市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进行合作，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封面新闻： 出版社透露，正计划出版您的《坐茶馆》《布后街2号》《开放的史学》等多部新著。布后街是很短的一段街，蕴含着表面上看不到的历史。不知道您的《布后街2号》是怎样的一本书？如果可以，请您简要透露一些呢。
王笛：你提到的这几本书可以算是我的“另类”作品。《坐茶馆》是成都茶馆的田野考察笔记整理，《开放的史学》是学术演讲和评论集。而《布后街2号》，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但是这本书并不是讲这条街或者2号大院，实际上是我在1978年到1982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本科4年的日记整理。这个书名其实算是一种隐喻，是我一生源头的追溯。不过这个书名也可能以后会有改动。为什么这么多年以后，要把这个日记编辑出版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从一个大学生的眼光来看早期的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对大学生对青年人的影响，还展示了当时的青年人的思考，校园文化，以及我是怎样走向研究历史的学术道路等这样一些问题。其实已经有不少读者对这几本书到底讲啥感到好奇，我这里也是第一次公开它们的具体内容吧。
封面新闻：您现在主要在澳门工作、生活。隔着一定的空间距离来研究故乡成都，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会因隔着距离反而看得更清楚的感觉吗？
王笛：正如那首诗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与研究对象有了一段距离，那么反而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提出有趣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其中，由于太熟悉而显得迟钝，缺乏敏感，反而会妨碍我们的写作。当然也必须承认，生活在那个城市的人，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能就近长时间的观察。总归一句话，无论是住在成都，还是远离成都，始终要保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好奇心，才能写出好作品。
封面新闻：在您的历史研究著作中，经常能看到您从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文学作品里获得宝贵的研究素材。你平时喜欢看哪些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里是如何帮助到您的史学研究的？
王笛：研究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时候，经常面临资料的缺乏。因为过去历史一般都记载这类的信息，所以我不得不从文学作品中间去寻找资料。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历史和文学壁垒，是近代才形成的。其实我平时也很喜欢看文学作品，特别是有时代感的小说，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金宇澄的《繁花》等。不过，纪实的非虚构作品我读得更多，比较早的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最近比较新的就有《坏血》、《巨浪下的小学》、《美国陷阱》等。其实，非虚构纪实作品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我喜欢看看记者和文学家是怎样进行叙事的，并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启发。
这一代年轻人面临巨大的挑战
建议：不受奇谈怪论的蛊惑，拒绝狂热思潮的怂恿
封面新闻：新冠肺炎病毒从2020开始给全世界各个领域很多方面带来巨大的改变。作为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在整个过程中，您是怎样的状态，有着怎样的观察，作过怎样的思考？
王笛：确实新冠病毒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要应对疫情下的研究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如线上的授课、讲座、开会和接受采访；当不能实地考察和外出收集资料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整时间安排和课题研究与写作先后秩序，等等。 还有就是对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和未来的思考，如人类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社会怎样应对突发的事件，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等。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和友好的心态，因为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很可能这个世界就怎样看待我们。
封面新闻： 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动荡加剧，技术革新速度，生活节奏都很快。人的精神状态反而不容易自我把控，抑郁症自杀率居高不下。 青年人在安身立命过程中，该如何通过阅读、学习等自我教育方式，走好自己的路？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想或者建议？
王笛：我们的世界正遭受着巨大的危机，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世界，大家对未来有迷茫。我觉得一方面要有情况更糟糕的准备，但是同时要通过努力达到最佳的结局，不能让消极的心态来左右和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一代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要有知识的准备。怎样才有清醒的头脑和必要的知识的准备呢？只有通过学习、读书和思考，不断的吸取新的东西，善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不是人云亦云，不受奇谈怪论的蛊惑，拒绝狂热思潮的怂恿。当面临自身、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时候，想想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逻辑关系，冷静分析，便能处乱而不慌，才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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