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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教坛:知青教师的青春印记

  作者:张一需(懿懿)

  知青情缘 2016-06-16 06:25

  (上)

  大树脚引水工程竣工之后,1974年7月,水利二团解散前,一批知青被调到勐腊县充实教师队伍,我在其中。那时候勐腊县城百业待兴,各个系统后继乏人,勐腊县医院本来想我调过去,可是教育局不答应,我只好放下药箱,来到勐腊县红卫小学,改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初涉教坛:知青教师的青春印记
  红卫小学位于370兵站(军供站)营区内,是一所七年制学校,小学一至五年级,另设初一和初二班。学生基本来自0291部队、139野战医院、370兵站随军的孩子,还有附近农科所和棉花加工厂的职工子弟,另有少量曼帕寨子里的傣族学生。

  初到学校,因为没有教工宿舍,我搬进了学校的储物室,那是处于教室后山坡上一间低矮、不到8平米的小草屋。小草屋顶上铺着黑乎乎的茅草,可见已经多年未更换,四周竹篱笆上,糊着土黄色的泥巴,东端墙壁离地大约一米处,抠出一个一尺见方的洞,一张透明的塑料纸,被泥巴固定在长方形的洞洞上面,那就是窗户。白天,光线透过塑料纸射进来,暗暗幽幽的,置身在屋子里面,好似进入正在放映中的电影院。夜里,一只大概不到15瓦的电灯泡吊在“窗户”上方,散发出昏暗的、非白似黄的光。在这个屋子里头,看出去的东西都是晦暗无光的。我原来以为水利二团的茅草屋已属最次,谁知还有更差的茅屋在等着让我长见识呢。

  那天,离开水利二团时,男生帮我把行李搬上解放牌卡车大厢,我紧紧拉着几位女生的手,悲情难抑。驾驶员发动了汽车,我有气无力地被推上大厢,任由黑瞳里一串串泪珠肆意溢淌,两行泪水沿着左右脸颊流到胸前,沾湿了衣襟。那那时候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强压住内心的悲痛无声无息地哭泣,比嚎啕大哭更加难受,有一种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

  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脱离情同兄弟姐妹的集体生活,我的心中如蒙上厚重雾霭,灰迷蒙蒙,对未来生活一片茫然。如今孤零零的住在这间小黑屋,远离了耳熟能详的器乐声,战友们奔放的歌声,热气腾腾的喧闹,心中万般难受,整天愁着眉、苦着脸,满脑子想的尽是宣传队里的开心往事,好几次萌生了逃回去的念头,想返回亲爱的二团,回到亲密战友们身边。

  白日里,我强打精神在学校里忙碌,晚上,时常躺在小屋里偷偷饮泣。学校后山,整个黑漆漆的山坡上,只有这么一间幽灵似的小屋,只住着我一个人,天黑以后,我就紧闭小门不敢再出去,屋子周围任何一丝声响:风吹树叶沙沙作响声;小动物跑路声等等,都会惊得我竖起耳朵、屏住呼吸,胆战心颤。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我的形体越加消瘦,学校领导和同事都知晓了我胆小怕黑的秉性,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他们去向兵站政治处主任汇报。

  红卫小学在行政上隶属勐腊县教育局,在管理上托付给兵站政治处,政治处主任是一位不苟言笑的政工干部,他儿子是我班里的学生,他立即指示在兵站家属房里腾出一间红瓦白墙、水泥铺地的住房,大约十二、三平米,让我搬了进去。从此,我落户在隐蔽山沟里的部队家属区,接触到一群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淳朴豪爽、热情好客的随军家属,与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家属们视我为妹妹,关心我无微不至,我的心情逐渐好转,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体重明显增加。直到今天,我对那位政治处李主任还是满怀感激,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恩德。

  没经过任何培训,我摇身一变,成了三年级班主任。当时的课程量比较大,我既承担该班除体育课外的全部课程,还担任高年级及初一、初二年级的音乐教师,不久又受聘为大队辅导员,还接管了出纳工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刚到学校,淳朴、热情的同校老师就向我介绍,说部队干部子弟中,大多是调皮捣蛋鬼,天不怕,地不怕,课堂纪律很差,让我注意树立威信,我理解这威信就是师道尊严,心里有点惶惶然。

  上第一堂课,进教室之前,我的心里还是怯怯的,忐忑不安,可是当我踏进教室,望着一张张课桌,看着一张张稚气的脸,涌上来的感觉却很意外,我诧异自己一点也不紧张,而且从心眼里喜欢眼前这些孩子,仿佛他们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眸子注视着我,一股怜爱在我心中油然滋生。我环视教室,拿起教案,不管三七二十一,操起普通话就开始了第一次讲课。那个年代的边疆地区,能用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大概只有知青,红卫小学的老师大多用家乡方言讲课,浓重的地方土音,听起来很别扭。我一开口,抑扬顿挫的国语就把学生们吸引住了,他们目不转睛的看着我,没有一个人走神,我一边讲,一边在讲台左右缓缓走动,孩子们的视线也紧紧跟着我,聚精会神的听着,那天的我发挥得很好,把儿时在少年宫朗诵组学到的本领全拿了出来,初为人师的第一堂课首战告捷。下课时,我意外发现两位学校领导躲在教室墙外,悄悄地听课,突然的后怕,冒出我一身冷汗。

  很快,我发现了自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班里学生读书声调怪异极了!他们把所有的字、词、句都念成平调,既没有四声之分,也没有轻重音节的区别,甚至没有标点符号的停顿,全班一起朗读课文,活脱脱像一群小和尚在念经做法事,只闻其声,不知其意,听不出究竟在念什么。这是个棘手的难题,他们已经用这种声调整整念了两年,一时半会怎么纠正过来呢?放任不管,不是我的个性。于是,我对每篇课文都先做认真的领读,放慢速度缓缓地读一句,再要求同学们仿照我的读音和音调复读一句。与此同时,我开始培训徐双兰、何玉琼、卢萍等几位接受能力强、口齿清楚的聪明女孩,严格要求她们按照四声普通话,回家进行反复练习,然后分配她们分组领读,就这样,总算逐渐纠正了和尚般的念诵。

  那时候,我一无教育理论,二无教学经验,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备课。每次授新课前,我都反复阅读教材以及教材参考书,然后仔细做好教案,每个步骤都写得很清楚,有提问,有练习,包括时间控制。备课虽然很细致,但是没有丝毫教学经验的我,还是时常出洋相,主要是不能掌控好时间。有时候,当我不慌不忙讲完所有的课程,抬起手腕看手表时,发现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多则十多分钟,少则也有二、三分钟。心中暗叹“糟糕”。该做的练习已经全完成,总不能把回家作业放在课堂上做吧!咋办呢?心中自然会有一点慌张。

  那天,我灵感闪现,一个主意浮出脑海,我对孩子们说:“同学们,今天的课堂纪律很好,为了奖励你们,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孩子们高兴极了,一张张微微黝黑的小脸充满了兴奋与渴望。那是文化扭曲、文学匮乏的年代,我的故事是他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就这样,我经常利用课余几分钟时间,把自己小时候在邻居老地主(在我的博文《童年系列》中有详细叙述)家中藏书室里读过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天方夜谭》等等书里的故事,凭着记忆,用朗诵的形式讲给学生们听,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看着他们一张张充满了向往的小脸,我的心里也开心得如同灌了蜜。这个方法,一直用到我离开学校。后来在我回沪工作、受聘担任兼职教师时也经常用到。当枯燥的业务课上到过半,学员注意力开始分散,教学效率开始降低时,我就会展开一个与教材有关联、年轻人感兴趣的时兴话题,学员们的注意力迅速重新集中,入神的听着我讲,我再即兴提几个问题,请学员们或思考或回答,课堂气氛顿时调节得热烈高涨。

  (中)

  也许是备课比较充分,还有经常讲故事的诱惑,我的班级课堂纪律很好,可若是我外出开会或去县教育局报销经费、请其他老师代课时,情况就大不一样。等我回校,代课老师一定会向我告状,说某某学生上课捣乱,某某学生随便插嘴等等,弄得我很尴尬。几次告状之后,无奈的我,找了几位同学摸底,总算弄明白了两个原因:其一,红卫小学的老师多数是随军家属,讲着各自的家乡土话,有的甚至连汉语拼音都认不全、读不准,讲课怎么能声情并茂,又怎么能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呢?其二,年纪尚幼的学生,认为代课老师抢了我的讲台,心存抵触情绪,就用故意捣乱的办法,想赶走代课老师,让我快点回来。知道了缘由,我哭笑不得,还是无法对其他老师交代,只有默认自己疏于班级的纪律管理。

  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也曾经遇到过,至今记忆犹新。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兵站政治处主任的小儿子,名叫李越。小李越长得大头大脑,两只眼睛滴溜溜圆,嘴角老是咧成弯弯月,额头上常挂着闪闪汗珠,他聪明,也淘气。一次语文课,我讲得兴趣正浓,突然看见第二排座位上的李越用三个手指捏住鼻子,苦皱着眉头,露出一副非常难受的模样,因为他平时总是一副咪咪笑脸,我心中一惊,想立刻询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未等我发问,我看见李越周围的几位学生也学他的模样,一个个把小鼻子捏得紧紧的,两条眉毛几乎挤到了一起。我大大纳闷时,李越举起了他的小手,我便喊了他的名字,还没等我提问,李越“腾”的一声起立,满脸严肃相,一字一板、正儿八经地说:“报告老师,高培春放了个臭屁,我们快被熏昏过去了!”话音未落,教室里一片哗然,除去高培春涨红了脸,其他的孩子们哄堂大笑,我忍俊不禁,也跟着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看见老师这样,孩子们越发笑得前仰后翻。我感觉自己失态了,赶紧板起面孔,强作镇定,心里却对高培春充满歉意:高培春,品学兼优,虽然是男生,却很腼腆,我这样跟着一笑,对他一定是个打击。教室重归安静之后,我不置可否,继续讲课,就当没有发生此事,但是故意放慢了讲课速度,直到下课铃声响过两分钟才宣布下课。平时的语文课,我总会提前几分钟讲完正课,然后讲一个故事。那天,孩子们没有听到翘首以待的故事,怅然若失。从此,淘气包李越再没出过恶作剧。他的父亲——那位政治处主任,第二年秋季,故意让他的大儿子留了一级,也进了我的班。

  任教期间,凡是调皮的、成绩下降的学生,我仿照儿时班主任的做法去家访。兵站周边,棉花厂家属宿舍,农科所,139部队医院,0291部队家属房等等,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刚开始,孩子们对我的家访,显得紧张甚至带有敌意。有位棉花厂的职工子弟,名叫刘勐松,一度由于贪玩学习成绩下降,而他的父亲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对他很严厉,动辄就打。我第一次家访时,从刘勐松的眼睛里读出了恐惧,我受他眼神的感染心中好生不忍。于是,我改变了初衷,一不告状,二不提他的成绩,只和他的父母谈家常。我了解到刘勐松有个妹妹,放学后他要带妹妹,兄妹两人有时候一起跑出去玩,玩到天黑、父母下班,才被喊回家。我心中暗想:怪不得他有时连家庭作业都不完成,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里慌慌张张地抄作业,原来是这个原因。掌握了具体情况,我便说此行一是认门,二是认识家长,以便今后多联系,然后就告辞离去。次日,我找刘勐松谈话,此时的他对我已经十分卖帐,言听计从,我每一个指点,他都点头答应,态度诚恳地接受我的批评和建议。他的成绩很快止跌上升,我很欣慰,也从中总结出家访的有效方法。渐渐地,同学们对我进行家访不反感、不害怕,反而很欢迎。后来,我索性通过学生回去跟家长预约,然后如期而至,好似去学生家做客。民风淳朴时期的学生家长们,对我热情、尊敬,我越来越热爱教师职业。

  在教室里,我俨然一位严格的老师,教鞭经常不离手,那教鞭除了指点黑板,还有一个用场,可用来敲打讲台。当我发现有学生开小差或做小动作时,我不吼、不点名,用教鞭敲击一下讲台,就能起到提醒和制止作用。可后来是,我发觉这个办法不好,那些专心听讲的学生,会被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吓一跳。

  课堂外,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娃娃,反正我的个子矮小,跟孩子们混在一起,看不出我是个老师。三年级中已经有男生跟我一般高,高年级女生们,有的比我高出一个头,男生更甚。不管是中高年级,还是初中班的学生,我都能跟他们混在一起。跳橡皮筋,跳长绳,踢毽子,拍羽毛球,甚至抢篮球,滚铁环,玩得不亦乐乎,样样都想玩,样样都要试,而且样样都玩得蛮精通。不过,排球除外,那球球,我看见就怵,躲得远远。

  午后傍晚,闲来无事时,我把女孩子们带到宿舍里,替她们洗头,擦去脸上和耳根后的污垢,帮助和教导她们搞好个人卫生。我发现有的女孩子长了头虱,就在征得她们家长的同意后,把她们的头发修剪成当时属于时髦的自由式短发。谁料想,那些没有头虱的女学生也纷纷要求我替她们剪发,一时间,我的班里,除了几位傣族小姑娘,其他女生放学后都到我宿舍排队洗头剪发,在我这个蹩脚理发师的摆弄下,她们发式相同,衣着整洁,一度成为了学校一道风景线。

  (下)

初涉教坛:知青教师的青春印记  组织少先队员去野营也很开心。我和大队委员们一起开会,事先设计好行军路线和活动日程,急行军,挖地雷,抓特务,找情报,送鸡毛信,攀登高峰,抢红旗,等等。勐腊地区多的是山峰和密林,派出高年级先遣组周密安排好一切,随后我戴着红领巾带领队伍出发。高年级队员排在两头,低年级队员居中。孩子们出发时雄纠纠气昂昂,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队旗开路,中队、小队旗随后,人人肩挎书包(内装美味食品和水果),斜背军用水壶,威风凛凛,神气活现。歌声,笑声,引来孩子们的母亲,那些随军家属们,纷纷站在学校边的小路上看热闹,一个个伸头探脑,既好奇,又跟孩子们一样的兴奋。待到活动结束,折腾了整整一天的孩子们,返回时大多成为残兵败将,满头大汗,包内瘪瘪,水壶空空,脸蛋上一道道黑、一道道黄,活像京剧花脸,但是个个兴奋依旧,余兴尚浓。每次野营结束,我虽然也疲惫不堪,但是,与孩子们一样地开心、兴奋,还会为未曾走失一位少先队员而庆幸。

  为了教好音乐课,我向远在上海的父亲求援,他给我寄来了好几集《战地新歌》,可是出乎意料,歌集里的歌曲,大多数孩子都会唱。出于无奈,我只好另想办法,四处托人寻找新歌新谱,找到以后赶紧学唱,再“兜售”给学生。学校里有一架脚踏风琴,为了能熟练地一边弹一边教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吃好晚饭后就开始与风琴较劲,手弹脚踏,嘴里哼曲,忙得不亦乐乎,放假了,我干脆把风琴搬进宿舍里,日夜练习。

  我很喜欢上音乐课,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和学生们共同激情咏唱革命歌曲,师生关系很融洽。记得有一次,我教初二学生唱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一段歌曲,歌名叫《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把歌词“湖水浩荡”教成了“湖水洁荡”。因为是朋友手抄给我的歌谱和歌词,我在学唱时没有发现笔误。也因为我的语文水平低下,竟然没有发现这种低级的语法错误。我悠然弹着风琴,用自认为很优美的音调,唱着,教着。聪明的孩子们发现了我的错误,却无人站起来指出,但是没有照我教的“洁”字唱,他们主动纠正,唱成“浩”字,并且友好的在唱“浩”时故意放大音量,我听出了弦外之音,赶紧更正,并且致歉。从此,我信奉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我的同学们,我好想念你们,你们如今在哪里?

  接管出纳工作时,我没有丁点财务知识。学校只有七个班级,师生不多,因此不设会计,只设兼职出纳,直接与教育局结算经费,属于报账制。由于我不谙财会业务,不懂得要记流水账,再加上教务繁忙,出纳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只记得离开学校时轧账,赔了四十多元,老出纳帮助我分析原因,估计是哪个班主任没有把该班的学费交给我,我自认倒霉。

  五年教师生涯,我带的班从三年级一直升到初二,师生情谊深厚。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学生家长和部队家属们尊重我、关心我。节假日,我常常被拖去学生家里吃饭,简易餐桌上摆的都是我的最爱。有时吃洋芋炒肉丝,洋芋白,肉丝褐,都切得极细极细,烹饪时放进鲜红的新鲜泡椒,色香味俱全,吃得我辣出一身大汗,身心感觉爽极了。有时吃菜肉馅饺子,我笨手笨脚地学着包(如今已成为我一绝技),家长、学生、老师,嬉笑打趣,其乐融融,皮薄馅饱味香的饺子啊,未待出锅,我已馋涎欲滴!有时吃红烧猪蹄,浓油赤酱,用木柴慢火炖满满一锅,端到桌上,我穷凶极恶,丝毫不顾及师道尊严,手嘴并用,一次能啃两大只……托学生们的福,我饱尝了各种美食。当我身体不适时,那些家属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帮助我,我感激至深,却无以回报,只有在不回沪探亲的寒暑假里,拼命为他们打毛衣。家属们基本来自农村,是种菜、养鸡的能手,却不会编织毛线,那时候,我日夜赶工,一周能编出两件中粗毛衣,虽然累得手臂酸痛,但是能为她们做点事情,报答她们,心里很高兴。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逝去,我的学生们也已过了不惑之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想念他(她)们,刻骨铭心的师生情啊,日深夜厚,难抑!

  卢萍,徐双兰,何玉琼,张继红,李红,李多多,李军,郭红,杨冰,李越,李力,方敏昆,李海燕……不知你们随父母转业在何方?远方的老师想念你们!

  刘勐松,和淑芬,高培春,依坎,岩董……你们还在勐腊吗?能感觉到老师的心灵呼唤吗?想念你们!

  我时常翻看你们的照片,看着一张张熟悉、稚气的脸,相信你们每个人,如今一定事业有成,生活幸福,家庭美满,老师为你们祝福!

  当年,我初为人师时,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希望不要误了我心爱的学生!

  (作者系原云南水利二团上海松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