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 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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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拉梅，1982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作为一位在国际电影剪辑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剪辑师，曾剪辑的《海边的曼彻斯特》《婚姻故事》《信条》《黑豹：永远的瓦坎达》等多部优秀电影都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多次与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合作。2024年，詹妮弗凭借《奥本海默》，斩获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剪辑奖。
詹妮弗·拉梅 Jennifer Lame
以下是詹妮弗·拉梅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剪辑的力量”论坛国际大师课单元中的主旨演讲内容。
詹妮弗·拉梅：大家好，非常感谢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的邀请，能来到中国北京参加“剪辑的力量”论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众多的电影创作者和剪辑师见面交流，探讨电影创作和剪辑艺术，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在此，我也非常期待与大家展开更多深入而富有启发的对话。
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剪辑师的创作历程和工作方法。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参与过多部不同类型和风格的电影制作，也因此我不得不根据不同影片的需求，不断调整和革新自己的工作流程。
我最初是与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合作，参与剪辑他执导的几部对白驱动型的文艺片。通过共同协作，我们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剪辑时，我会仔细梳理每一句台词，时常去片场观摩，每天与导演保持电话沟通，对表演和故事细节反复打磨和斟酌，时刻关注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叙事脉络。这套工作方法，我们一路沿用了六部影片，我当时天真地以为它能适用于之后的每一部电影。
然而，当我接到《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的剪辑邀约时，我发现之前的那套方法完全行不通了。在肯尼思·罗纳根(Kenneth Lonergan)导演的带领下，我们又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剪辑语言。这部电影情感真挚而又粗粝，我们在剪辑时也力求保留那种原始而动人的质感。
此外，影片大量运用闪回和交错剪辑，将故事核心的悲剧时刻巧妙地置于叙事中段揭示。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我无法再借助分析台词的方式入手，而是选择直接跟随直觉和情感去剪辑每一个场景。通常，我会一遍遍剪辑同一场戏，直到泪流满面为止。这种发自内心的共情和代入，使我在剪辑时能抓住情感脉搏，找准情绪落点。同时，面对影片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我们也格外小心地权衡每个闪回片段的位置和时长，以免过度剖析而削弱了它们的情感冲击力。
就在我为掌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剪辑方法而沾沾自喜时，亚利·阿斯特(Ari Aster)导演的一部恐怖片找上了门。起初，我本能地想要拒绝，但在与他的深入交谈后，我被他的创作热情和对电影的独到见解所打动，决定一试身手。令我忧虑的是，作为一个恐怖片“门外汉”，我根本不擅长制造恐怖感，看恐怖片时总是缩头闭眼。然而，当我着手剪辑时，我发现影片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家庭在孩子离世后分崩离析的悲剧。只要我将那些角色戏份剪辑得足够真实动人、有血有肉，整部电影自然就笼罩上了一层恐怖氛围。
另外，由于这是导演的处女作，他对很多细节异常挑剔和不安。作为剪辑师，有时我不得不按照他的想法剪几个版本，尽管我内心清楚它们并不理想，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引导他探索更多可能性，帮助他理清思路，建立信心。
之后，我又与诺亚·鲍姆巴赫合作了《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这次，我们在剪辑中大胆尝试了许多实验性手法。诺亚导演本人就酷爱在剪辑室里天马行空地创作，令我深感欣喜。影片聚焦于一段因无法沟通而濒临破裂的婚姻，为了让观众切身感受这种“说不到一起去”的无力感，我们在音频剪辑上做了大量实验，经常在人物对白说到一半时硬生生切断。这种剪辑处理，赋予影片独特的节奏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回想起来，我在纽约独立电影圈打拼时积累的大量声音剪辑、对白剪辑和音乐剪辑经验，此时都派上了大用场。作为一名剪辑师，掌握声音塑造的技巧，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画面剪辑中，能让影片锦上添花。
就在我为《婚姻故事》忙得不可开交时，我接到了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剪辑师面试邀请。说实话，我去参加面试，更多是为了见见诺兰导演本人，从没想过自己真能得到这份工作，毕竟我完全没有剪辑诺兰导演那类型商业大片的经验。我非常仰慕诺兰导演对胶片的执着和创新性运用，面试时，我们先聊了半个小时关于胶片电影的话题，我还请教了他在胶片时代是如何进行颜色校正的。之后，当他告诉我这部新片是一部动作大制作时，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你确定看过我的简历吗?”然后面试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我本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再有交集。
事后回想，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份工作，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和诺兰导演有着相似的独立电影背景，他的早期作品如《追随》和《记忆碎片》就是典型的独立佳作；另一方面，我在独立电影圈多年的磨砺，也锻炼出了我身兼数职、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恰好契合了诺兰导演对剪辑师的要求。
一旦正式加入《信条》剧组，我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从纽约搬到洛杉矶；面对从未涉足的动作片类型；昼夜颠倒地剪辑 IMAX 胶片素材；诸多场景需要正放、倒放、跨越不同时间线剪辑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诺兰剧组别具一格的“胶片放映”传统，竟成了我掌握影片节奏、把控全局的关键。
在拍摄现场，每天的素材都会被做成胶片拷贝，在一个专门的放映拖车里供主创观看。导演、摄影等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当场听取彼此对当天拍摄的想法和意见，而身为剪辑师的我也跟随在侧。透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我得以更直观地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及时调整剪辑思路，令剪辑与拍摄达到默契的配合。
在完成《信条》后，我又接到了漫威电影《黑豹2》的邀约。这部电影大量使用蓝幕、绿幕合成，需要与特效部门密切配合，而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工作流程。
起初，面对特效合成的无限可能，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担心自己会迷失在这些数字工具中。但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对影片有着清晰的视觉规划，在他的引领下，我逐渐意识到：所有这些工具，归根结底都是为创作服务的，关键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它们，丰富影像表达，而非为技术而技术。渐渐地，我学会了驾驭这些工具，并从中获得了创作的乐趣。我发现，与特效团队的密切协作，能使剪辑师的创意得到更充分的实现，比如借助预演动画(previs)来设计镜头、指导二组拍摄等。尽管如此，对于一名剪辑师而言，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永远还是剪辑那些戏剧张力十足的对白场景。因此，能从《黑豹2》这样的视效大片，踏实回归到《奥本海默》这部对白驱动的剧情片，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大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黑豹2》的档期冲突，我错过了《奥本海默》的拍摄阶段。这在常规合作中并不多见，因为导演和剪辑师往往喜欢在拍摄期间就形影不离。但诺兰导演对我的高度信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回到剪辑室，我独自与素材相处了整整一个月，完整浏览影片的每一个镜头，熟悉每一条故事线，最终剪出了第一版。
我发现，之前剪辑《海边的曼彻斯特》积累的处理闪回和时间线的经验，以及《信条》中对复杂时空结构的把控，都让我在应对《奥本海默》的多重叙事时更加得心应手。有趣的是，尽管影片长达三个小时，我们仅用了五六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剪辑，可见诺兰导演高效而又不失创新的工作方式。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路德维希·戈兰森(Ludwig Goranssön)为影片创作的优秀配乐。有了这样气势恢宏的音乐，一些关键场景如最后的爆炸戏份被剪辑得淋漓尽致，张力十足。
与诺兰导演合作，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坚持每周举行试映会。与其他导演不同，他更在意通过亲身感受观影气氛，来判断影片节奏是否得当、观众情绪是否投入。往往当观众还没开口，他就通过察言观色洞悉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对我们而言，这种放映不仅是检视影片的最佳时机，也是每周调整工作重心的契机。我们每次都会选择一两个切入点，比如某个角色塑造、某条故事线，或是某个节奏散乱的片段，在一周内精雕细琢，而不是漫无目的地“面面俱到”。尽管IMAX胶片的技术标准要求影片不超过三小时，但诺兰导演始终坚持剪出最理想的版本才是硬道理，从不为时长所困。他教导我关注的是影片整体的节奏感、推进力和情感张力，而非一味计算时间。
通过剪辑《奥本海默》，我也再次感受到了声音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是爆炸发生后的一段静默。在诺兰导演的音频处理下，寂静不再只是“无声”，而是被赋予了更丰富、更具张力的情感内涵。这启发我们，在数字时代，声音依然是塑造电影的有力工具，关键在于不断拓展它的表现力，发掘它的创新空间，就像诺兰导演一直所做的那样。
说到创新，就不得不提我与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导演（Darren Aronofsky）合作的VR电影《来自地球的明信片》。由于影片专为拉斯维加斯的球幕影院“The Sphere”打造，而影院当时尚在建设中，我们只能全程戴着VR头盔剪辑，可谓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部影片再次印证了电影依然大有可为，新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技术创新永无止境。能作为剪辑师参与到这样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我深感荣幸。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的邀请，能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我很乐意与大家多聊聊所创作的电影，其中有些我非常喜欢，比如《荆轲刺秦王》《少年的你》《三峡好人》《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王家卫的所有电影，这些都是我在电影学校学习过的，令我受益匪浅。
我也很想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电影可以推荐给我。能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见面，了解你们对电影的看法、创作过程，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总的来说，我的职业生涯教会了我，总有新事物可以学习。我真的非常感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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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詹妮弗·拉梅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剪辑的力量”论坛国际大师课单元中与观众交流的内容。
周影(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副会长)： 诺兰以非线性叙事见长，加之他既是编剧又是导演，那么在剪接过程中，很多非线性叙事是在他的剧本中已经构造好的，还是在后期构造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詹妮弗·拉梅：诺兰导演的剧本非常紧凑，不会有太多改动。但挑战在于，它们很难更改，因为他的写作非常精炼。我们确实改动了一些东西，但相当困难。我认为，当你有一个如此出色的剧本时，作为一名剪辑师，这是相当令人生畏的，因为你必须让这个剧本变得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你处理一些有问题的剧作时，剪辑反而更容易，因为你可以随意处理。但当你有一个如此出色的作品时，你也必须通过额外工作使它变得同样出色。我们在调整事物发生顺序方面没有太多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也很有趣。
周影：你的初剪在4周内完成，那你还要和导演在定稿时花多长时间？
詹妮弗·拉梅：是的，我有4周时间完成初剪，然后我和诺兰导演工作了大约2到3周，我们为制片人艾玛·托马斯(他的妻子)放映了电影。之后，我们开始每周试映，然后我们开始在电影院为朋友和家人举办一些大型放映。我们在感恩节到圣诞节前后完成了影片定稿，开始混音和录制音乐。整个过程非常快，因为我是在5月底或6月初加入的，所以实际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周影：在初剪阶段，你们也要在剪辑线上加很多音效，包括临时的音效和音乐吗？是不是都要加满？
詹妮弗·拉梅：我自己会添加很多临时的音效，直到我们进入音效制作阶段。一旦我们有了剪辑版本，音效团队就会为我提供素材。诺兰导演不使用临时音乐，我合作过的大多数编剧兼导演都不使用临时音乐，这是我的幸运。我不喜欢使用临时音乐的原因，是觉得如果太早开始加入音乐，会让剪辑变得更容易，我认为最好还是先把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充分利用你所拥有的素材解决这些。
另外，使用临时音乐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爱上临时音乐，而你永远无法重现那种效果。但是路德维希·格兰森(Ludwig Goransson)很早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在电影中使用的片段，大概在我们和诺兰导演开始工作的两三周后，他就开始给我播放他和路德维希一直在创作的音乐了。
周影：你自己操作剪辑设备吗？
詹妮弗·拉梅：是的，我自己操作。
周新霞(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我再讲一个话题，在《猫王》的剪辑过程中，他们把制作团队集中到一个岛上，整个环境装潢成猫王生活的那样。录音、音乐、剪辑都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剪辑师剪出一段，就跟录音师讨论需要什么样的音效更合适，音乐师也会根据剪辑师和导演的要求来创作音乐，最后声音、音乐、剪辑浑然天成。他们一直在推崇这样的制作工艺，你觉得这样的工艺对我们剪辑师来说好吗？
詹妮弗·拉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我和诺兰导演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工作，我的团队就在后面的一栋楼里。我会过去与他们交谈、协作，请他们制作临时音效或进行一些音效工作。路德维希就住在街道的尽头，无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会为他放映，然后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相似的方法。是的，我们到处都有音效工作室，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协作和交流。
观众：首先祝贺詹妮弗获得奥斯卡奖。作为同行，我想知道在初剪阶段，剪辑师有没有助理参与，还是他自己亲自操作？在和导演精修时，除了剪辑师和导演，有没有助理在身边？谢谢。
詹妮弗·拉梅：非常感谢你的祝贺。因为我当时正在忙另一部电影的剪辑工作，所以我的助理剪辑师帮忙剪辑了一些诺兰导演需要看的镜头。但诺兰导演特意要求我不要看任何他剪的东西，因为诺兰导演希望我能有自己的视角。所以这对我的助理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帮助，我为此感到很抱歉。
但我的助理在音效方面学到了很多，他实际上成了踩点音效的专家。因为诺兰导演对节奏非常敏感，每当他觉得踩点不够自然时，他都会让我们重新剪辑。我的助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不仅完成了音效工作，也是一位出色的剪辑师，但诺兰导演不允许我使用他的任何剪辑成果。
观众：因为我很喜欢《弗兰西斯·哈》，所以我想问一下这部影片的剪辑周期，还有作为这部影片的侧重点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谢谢。
詹妮弗·拉梅：我很高兴你喜欢《弗兰西斯·哈》，感谢你对这部电影的喜爱。这是我剪辑的第一部电影，所以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剪辑一部电影时的恐惧。我想与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导演合作本身就很“可怕”，但我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幸运的是，导演当时在剪辑一部电视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工作，这让我有机会进行各种剪辑实验。他在这部电影中拍摄了大量的素材，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学习经历。影片中有许多很酷的音乐时刻和有趣的时刻。
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经历，因为我可以独自与素材相处，所以我真的可以找到自己作为剪辑师的风格。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导演，因为他真的希望我进行实验并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压力，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拍摄它，这是他和格蕾塔共同的大秘密，我们以极低的成本拍摄了这部电影。所以我学到了很多，我非常感激能有这样的经历。
观众：看到今天在台上的两位都是女性剪辑师，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想要对女性剪辑师提一些建议？就是从业以来有没有遇到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哪些电影就适合男性剪辑师？或者说女性剪辑师有哪些特质，反而会让导演想要选择跟您合作？像是诺兰导演选择您有没有一些其他原因？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有感而发，是因为感觉女性剪辑师比较少，谢谢。
詹妮弗·拉梅：能与如此成就卓著的女性剪辑师同台，我感到非常荣幸。事实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男性剪辑师帮助过我。我认为至少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女性剪辑师，但我想说的区别是，也是给你的一些建议，作为一名助理剪辑师，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男性通常更擅长假装知道一些东西（笑）。虽然我觉得我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但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要出人头地，即使当时不知道如何去做好每件事，接受一份工作也是可以的。助理剪辑工作在技术上相当复杂，所以我开始勇敢地与我欣赏的剪辑师一起工作，即使我不太了解某些技术方面的内容，我也会在工作中学习或向朋友请教。
所以我鼓励有抱负的女性剪辑师和女性助理剪辑师，在你成功之前，可以假装自己无所不知，勇于提问并在工作中学习，要有那种通常男性更容易拥有的自信。至于诺兰导演，回想起来，我仍然对能得到那份最初的工作感到震惊。
但我认为，考虑到诺兰导演来自独立电影界，就像我一样，他和他的妻子拍摄了《追随》和《记忆碎片》，这是一部超低成本的电影，他们很难销售。你知道，他是从独立电影界崛起的，我想他欣赏和尊重那些也是如此的人。就像在《弗兰西斯·哈》中，我学会了必须做所有的事情，我是自己的助理剪辑师，我必须做音效工作，并且剪辑了所有的音乐。与诺兰导演合作，他也期望你这样做，我们有那些周五放映，我经常忙于做的更多，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工作。
我想他面试了很多好莱坞的大牌动作片剪辑师，最后选择我，可能是欣赏我的诚实和脚踏实地的态度。我在面试后给他写了一封感谢的便条，我想他能感觉到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而且我会非常努力地工作。
观众：我很喜欢《海边的曼彻斯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曼彻斯特》这部电影的创作前期，给您的剧本和最后您在这部电影上进行再创作的工作量对比，大概有多少？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生活类型的影片，情绪性非常强，所以可能在剪辑师的操作过程中，它的表达性会稍微弱一点，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做过分的表达。那么剧本和最终结果，也就是剪辑师的工作在其中投入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詹妮弗·拉梅：嗯，剪辑那部电影非常有趣。实际上剧本与最终影片有很大不同。剧本中有一整个关于卢卡斯在高中的情节，和所有女孩的事情，剧本里有很多内容。那是我平生读过的最好的剧本之一，我想任何人都会因为写出如此精彩的剧本而获得奥斯卡奖。但由于这是一部低成本电影，他们有点时间不够，所以很多剧本内容没有拍摄。
电影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没有拍摄。这对导演肯尼斯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在处理所有那些闪回场景时，重点是永远不要让它感觉虚假，或刻意切入闪回，他总是感觉这些事情在困扰着卡西·阿弗莱克饰演的角色。
我把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应用到了《奥本海默》中，显然故事到最后必须真相大白，但我希望观众在过程中感觉这是一个谜题，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永远不要让故事呈现出虚假，这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调整。这部电影的导演肯尼斯·洛纳根，他同样也是一位出色的剪辑师和编剧，与他在剪辑室共事，我们有时会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甚至连续工作24小时，因为这是一部你必须全身心投入的电影，它充满情感张力。
观众：我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婚姻故事》的，其中吵架的那个片段剪辑得非常好。你又非常善于运用对话剪辑，想问你剪辑的秘诀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也说自己作为剪辑师有时会感到孤独，剪辑师也是一种幕后工作，想问你是怎么处理这种孤独以及这种比较内向型的工作？第三个问题想请你给广大年轻剪辑师一些建议，怎么从剪辑助理成长为剪辑师？
詹妮弗·拉梅：好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吵架场景和对话场景。我喜欢倾听，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发现人际互动非常有趣且复杂。我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戏剧，所以对我来说，对话就是我的最爱。《婚姻故事》中的那场吵架戏，拍摄时我就在现场。我认为，要深入探究任何对话场景的细枝末节，这正是我喜欢做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孤独，对吧？实际上我很喜欢社交，但我喜欢一对一的互动，不喜欢大群体。所以事实上，与导演单独工作对我来说非常棒。我觉得独处非常有意思，如果我感到伤感或无聊，就会去找我的助手聊天，所以我总是确保身边有有趣又酷的人。
关于助理剪辑师晋升的问题，我想我是从助理做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主动要求剪辑场景，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人、乐于助人。有时候，我会要求和剪辑师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意见，因为很多剪辑师需要经常听取他人意见，如果他们是优秀的剪辑师，他们会喜欢这样。我在纽约有一位很棒的导师，他会让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剪片、挑选素材、浏览镜头。所以我认为要保持好奇心，多提问题，多寻找机会剪辑短片。当我还是助理时，我晚上会利用剪辑室剪别人的短片，即便有时候片子很烂，但对于剪辑师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练习，因为这很有挑战性。
观众：刚才你提到之前剪过非常多不同风格的电影，像《遗传厄运》，现在我们看到了《奥本海默》，它们其实是风格迥异的电影。请问作为剪辑师，在与不同导演合作不同风格电影时，如何学习每一次的剪辑技法，并将其有机融合到下一部电影作品中？第二个小问题，像《奥本海默》里面，刚才周老师提到的那个大家都在跺脚的片段，比较偏恐怖片处理，是否是从上一次剪恐怖片后学到的一些技法融合进去的？
詹妮弗·拉梅：对我来说，因为我有幸参与过如此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剪辑，我学到的是要保持谦逊，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自己做什么是可以的。比如当我剪辑《信条》时，我从没剪过汽车追逐戏，而现在我就是要为克里斯托弗·诺兰剪一场汽车追逐戏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剪辑师，必须学会接受恐惧，让恐惧激励自己进入新的领域。
我认为，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之间跳跃，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很幸运能够这样做，维持这种恐惧感其实很有趣，因为我意识到，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就会变得无聊。至于跺脚的恐怖片段，我不认为它让我想起了《遗传厄运》，再次回到你的类型片问题，每种类型都是可塑的，你可以将不同的类型应用到每部电影中。
我认为《奥本海默》的精彩之处在于，它融合了四种不同的类型，有点像起源故事、盗窃故事(当他们聚在一起时)，然后又像恐怖故事和法庭剧。所以我认为电影类型是可塑的，当你是一名剪辑师时，不要被类型束缚住，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