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现实一旦盖上历史的尘土，再回首时可能就只是一个矮坡，后人误以为地下一片死寂，于是按照其轮廓随意命名，甚至改建为理想中的样子。历史就这样被不断改写，真相消失在迷雾之中。因此，历史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将深埋的现实挖掘出来公之于众。不过在挖掘过程中，有些技术不过硬的历史学者挖出一只大象耳朵就说这是把扇子，而真正的历史学者则试图复原一整只大象，其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秩序的沦陷》一书中尝试再现的大象就是抗战初期江南的“汉奸”。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
1935年日本在华北事变中的方针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和冲突来蚕食华北地区，但遭遇到中国人民愈演愈烈的反日行动，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为此，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的卢沟桥事变是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进行反击。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7月17日发表“庐山声明”，表示对日本挑衅的抗议，但考虑到“我们是弱国”，与日作战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爆发后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1937年7月17日《庐山声明》
庐山声明发表后，一则希望将日军侵略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二来也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国民政府开始在上海地区集结军队备战。7月底攻占京津地区后，日本政府和军方围绕着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政府希望在满足其对华北地区的政治利益要求后谈判结束战争，军方则急切盼望将地区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方强硬派见中国军队在上海集结，遂找到扩大战争的借口，8月13日爆发淞沪会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三个月的战果仅仅是攻占上海，此时日本军方意识到中日战争是场持久的消耗战。于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另一方面继续向西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1月底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转达了日本和谈条件，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满洲国，也没有要求赔款，蒋介石认为日方的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但随着12月13日南京城的陷落，日本取得了军事上决定性胜利，随即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做必要的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
1938年1月10日日本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条款更为苛刻，扼杀了中国接受和谈的一切可能。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于1月16日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13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声明中明确提出“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既然抗战初期江南地区原有的国民政府机构或撤离或被摧毁，那么可以效仿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洲国，扶植当地势力建立起听命于日本的新政府。终于，“战争由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惩罚性入侵，转移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代之以日本指导下的政权”，日本侵略方针正式从军事侵略转为永久征服。
当日本军方也意识到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恢复日军占领区的正常生活秩序，以补充战争资源。因此日方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占领区，一个能汲取资源的战略后方，一个尊敬日军统治的政府。对战火后幸存的沦陷区中国居民而言，生活还要继续，需要一个能保证社会治安的政府，一个能提供城市生活正常供应的机构，一个能避免无端被日军杀害的保护力量，即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承认日本监督下“政府”统治和掠夺的“合法性”。
既然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上日本与沦陷区居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二者之间就有合作的可能性，即“承认占领者权力的前提，受占领者监督，继续执行政府职能”。
“占领当局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管理占领区。最残忍、最固执的征服者都需要地方上的向导和情报提供者。成功的占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反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为了迅速恢复占领区生活秩序，日本政府征召了一批熟悉中国国情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职员，组建宣抚班，并在12月初迅速投入到江南各城镇以建设新政府。宣抚班成员聆听日本“特务部”的演讲，此行的任务是“拯救在英美奴役下的旧中国，扶携建设新中国”。
宣抚班到达占领区后，首先组织治安维持会以恢复地方正常社会秩序，之后鼓励地方头面人物出面建立地方自治会，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各方共谋，正式的政府公署机关开始自行运作。“汉奸”/合作者主要来源于地方头面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新政府建设过程，他们主要承担的任务是发放良民证，协助维持社会治安，清洁道路，恢复经济生产和交通，负责缴纳税收，为日军服务，参加“自治政府”等。
至1938年4月底，宣抚班成员基本完成预设任务，即“恢复”地方秩序，监控地方老百姓的活动，提供“沟通”的渠道，允许日军以最少的冲突来换取地方上的资源。此时城市政府基本在日本控制之下，虽然农村偏远地区活跃着盗匪和抗日游击队。
当卜正民通过搜集各方资料从而展示出更全面的合作者历史图景时，应该暂时抛开道德评价，从新的角度来评价他们。
合作者除了承担上述与日本人合作的任务外，嘉定自治会会长孙芸苼尝试吸引在上海租界避乱的家乡人投资，试图恢复嘉定经济；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战前是大照电气公司经理，战后恢复当地电气供应，同时组织镇江商会和同业公会发展经济；南京的吉米·王在日军，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沦陷区居民之间周旋，既在金陵女子学院招募妓女为日军服务，也曾为难民救济粮与日军发生冲突。由此看来，合作者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矛盾性，毕竟他们本身就是多方利益的集合体，“既想为本地人增进利益，又想为雇佣他们的占领当局提高经济效益”。
与日本人合作的动机各有不同，镇江的郭志诚认为恢复城市电气供应是尽到自身职责；南京的吉米·王曾对同屋人说过，“与日本人合作是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上海的苏锡文在战前是个被国民政府排挤的北洋时期官僚，担任上海市长对其而言是个重掌权力的好机会；一个前上海政府职员，因为生活困顿而申请加入上海市新政府；上海郊区基层社会的地方头面人物则利用“占领政府”提供的机会，与其他头面人物争夺权力。对他们而言，与日本人合作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非生存目的。
提供食物是抵抗行为还是帮助占领者建立秩序？征募妓女是与日本人合作还是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的性侵犯？如果吉米·王的动机不是帮助或阻止日本人，而是利用这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 那将改变我们对他的评价吗？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合作者的行为结果在抵抗者眼里看来是通敌行为，协助日军稳定地方秩序，从而抽出力量继续攻占中国。但若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合作者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保护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吗？而那些即使是十足的抵抗行为，如1940年崇明岛上游击队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结果导致了附近村庄的一百多个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类似事件如百团大战导致日军对华北地区执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此时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个是可能增加普通民众对日军的仇恨而导向抵抗运动，另一个是可能增加对日军的惧怕而与残暴的占领政权合作。
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合作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占领之初，谁能知道“占领政府”是在日本失败一天后倒台还是四年后崩溃？谁能知道它将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谁能知道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个派别的合作代价更高？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
正史就是如此的吊诡，一旦被盖棺定论后，黑白必然要分明，容不得墙头草。电影《鬼子来了》(2001)里的村民们并不像《平原游击队》(1955)的村民那般积极支持抗日事业，与日本占领军的日常交往中并未感知到身在沦陷区。因此，普通人在抗战时最好的选择是如崇明岛上的李鹤庐那般，“尽管他同情战争期间处于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但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卷入其中，这可能是有家室但又缺少手段逃向内地的人的唯一选择。他把这看作是忍受沦陷时期的生活但不屈服通敌者的最好选择”。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1997)里呼吁“勿忘历史，否则就是二次屠杀”，卜正民则更为专业地提出，“我们既不能接受在历史真实面前调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这些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框，审视其背后的政治事实，来了解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秩序的沦陷》中的历史图景虽然打破了汉奸——英雄的模式，但吹去了历史迷雾，让我们看到了战乱史中被大动荡所卷起的个人，而我们对那些合作者的评价也该做出调整，黑白之间尚存灰色地带。
电影《鬼子来了》截图
至于《鬼子来了》这一幕，很可能是真实的，虽然现在看来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