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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流星划夜空,谁能捕获它的光芒?

  一

  有人叩门。

  午休时分,和我宿在招待所同一间客房的许庆生正在盥洗间刮胡子。此时的我,正斜靠在床头,趁着午睡前的闲暇,浏览一组最新组到的诗歌稿件。

  “请进!”客房的盥洗间设在门口的一侧,听到叩门声,老许回应了一下。他说话的声音从盥洗间传出来,因为盥洗间空间的共鸣,听起来有点瓮声瓮气的。

  进来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一个把头发扎成马尾的圆脸姑娘。姑娘一进门就微笑着问道,“自治州作协的冯左林编辑在吗?”我说,“找我有事吗?”她说,“上午有个姓姚的先生过来找您。刚好你们在开会。他留了这张纸条,委托我交给您!”说完,她递过来一张折叠过的纸笺,然后转身走了。

  我把纸笺展开,目光一掠而过。呵,是他——姚戈平!这小子,那一手字写得可真是龙飞凤舞,下方署名“姚戈平”三个字,还是一笔连成的。我看着纸笺上天马行空般的笔划,不由得脑子里浮现出高鼻梁、嘴角上常常挂着一丝不屑的笑的姚戈平。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如果不是这次会议日程安排得太紧凑,抽不出空来,我是绝对不会等到他找到招待所来的。

  许庆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盥洗间里出来,悄然站在我的身边,胖乎乎的手、沉甸甸地搭在我的肩膀上,幽幽的来这么一句,“有约会?好事嘛!喂,冯啊,听没听说过机关最近流传的一句话——风流不下流,喜新不恹旧?”我瞪了他一眼,注意到他下巴还有一些白色的泡沫没有擦干净。指了指自己的下巴示意。他在说这话时候,刚刮过胡子、下巴泛青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诡秘、暧昧的微笑。“嗬,下午五点半,也太早了一点吧!干这种事情,还是要掩人耳目滴。”

  我知道这家伙肯定是把事情想歪了,于是,嘲弄他一句,“许兄啊,我可要批评你了。你这一副嘴脸,让人是越看越像民国时代的包打听!喏,你看清楚了,这是谁跟谁啊?”

  老许调侃道:“天底下的幽会嘛,还能谁跟谁,不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我说,“跟你说正经的吧,是戈平约我见面”。

  老许说,“葛萍?哪个葛萍?男的女的?”我说,“你也太健忘了吧?姚戈平。男的。 就是那个《望海潮》的作者。该想起来了吧?前几年自治州文学大奖赛的那篇散文一等奖作品,当时不就是你老兄全力荐举的吗?”我提醒他。

  早几年,在自治州文联组织的第二届优秀文学文艺作品评奖会上,就是为了这篇散文《望海潮》是该获一等奖还是二等奖的事,许庆生和作协主席老尤争得一塌糊涂。当时,尤国英主席的观点是:《望海潮》作为一篇抒情散文,其文字稍嫌粗糙,结构上也欠玲珑,特别是用海潮作为民主、自由的象征,赤祼祼的加以歌颂,这在政治上好像有一点出格。奖,当然是可以给的,但是最好嘛,不要给一等奖,免得在政治上给自己找麻烦。

  而老许则坚持一定要给一等奖。他的观点是,粗犷大气,本身就是这篇散文作品的特点。况且《望海潮》这种文学语言大气磅礴的散文,如果在写法上太过于细腻,就会破坏其粗犷、豪放的风格,削弱其阳刚之美。至于思想嘛,作者对民主自由的看法的确是有一点超前。但按照社会的发展趋势,肯定会如其预测的同出一辙。总之,这是一篇文艺作品。这个度,党委、宣传部还是容许的。也就是那一回,老许拍着我的肩膀,打包票说,如果说这个地区的文坛真能冒出一匹黑马、升起一个新星,照我看,非他莫属了。这小子的文字功底好,视野比别人开阔,思想又比别人来的深刻。

  听我这么一说,老许才想起什么似的,淡淡地一句:“哦、哦,是你的那个门生啊!我说嘛,像你这种正儿八经酸文人,怎么可能会有风流韵事呢?不过,好久没见过他写的东西了。”我说,“有三、四年了吧。可能是停下笔来读点书吧!现在很多作家不是都喜欢这么干吗。”

  老许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果这小子真出了名,你这个伯乐也可以跟着沾沾光,至少是栽培有方。我还真有点妒嫉你了。”我说,“你啊,就是个十足的文痞!说真的,如果你见到那小子,你可能也会喜欢上他的。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文如其人!至于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栽培谁的问题。只不过是忘年之交吧。”

  我们已经几年没有联系,戈平目前的状况我并不清楚。不过,说心里话,我真的很希望他这几年在小说语言上能有所突破,最好能拿出一两个有份量的作品。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坛太寂寞了。这些年,没有出过一个在国内岛内有影响的作家,甚至没有人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有影响的作品。

  当然,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这些吃文学饭的编辑的脸上,也没什么光彩。这一阵子,文坛也被商品化风气左右,为了经济效益,单位甚至把杂志都承包给了外人。于是什么武侠啦、言情啦、秘闻啦把我们这个小刊物也搞得乌烟瘴气。老是让宣传部门的人敲打,说,你们的刊物要是再这么办下去,迟早是要被查封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不搞那些东西,编刊物的人又能有什么上档次、吸引人眼球的稿子发表?专门发一些幼稚的、低智商的作品的杂志,白送也没有人要看。最近,局里把刊物的编辑权收了回来,交给我和老许主持。我们联系到一些外地的作家,组到一批好稿,财政方面又拨了专用经费,似乎有迹象表明,该是母性文学恢复元气的时候了。

  中午,我躺在床上默默地想着往事。

  戈平的影子总在我的脑子里盘桓。他毕竟是我所结识的年轻人当中最有文学天赋、最有个性的一个。

  二

璀璨流星划夜空,谁能捕获它的光芒?

  我们有过深交。

  1983年代初,在我调到岛中自治州地区级市的文艺刊物去当编辑之前,就曾经在岛南这个城市港口的宣传科当过几年的宣传科长。那时候,一碰到港口的生产指标上不去了,或者是头头们脑袋发热、要搞大会战什么的,祭出的头号法宝就是——派机关人员组成的工作队下到基层。我就是在一次下基层时认识姚戈平的。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港口装卸大队的一个普通装卸工人。

  一回,工间小憩,装卸工们随地围坐着闲扯生活圈子内的一些杂琐事。戈平半躺在货堆上,庸懒的头枕着两只手,望着船仓的仓顶出神。一个尖下巴的青工走到他身边坐下,拍着他的头说:“喂,你这小子行啊,昨天又跟莫队长杠上了!哼,你啊,斗官穷、斗鬼死,你就老老实实跟我们干一辈子苦力吧!”

  “你看我这个相貌,是当一辈子装卸工的命吗?”他淡漠地反问人家。

  另一个长得形象猥琐叫王文的青工说:“莫队长都说了,你姚戈平要是有能耐的话,上级干吗要派他来领导你,干吗不叫你去领导他?他领导你,就凭这一点,就说明他比你有水平。我说你啊,以后最好还是少点包打不平,少一点顶撞领导吧。”

  “你他妈的懂不懂中国现在还不是自由竞争的社会?所以走到那里都是傻瓜管聪明人,没有本事的管有本事的。要不然中国能这么落后吗?这些道理,你他妈的木头一样的脑袋、只配当应声虫、当奴才的家伙懂吗?”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唇线分明嘴角自然地带出一种轻蔑。那一副冷嘲相,加上他那深沉、阴郁的眼神,蓬乱、浓密的黑发,略有些苍白的尖脸,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使你在一群人当中,很快记住了个性鲜明的他。

  也是那一次下基层,我们在卸载的是一批从大陆运过来的五交化公司的杂货。小憩时他不知想起了什么,感慨地叹了口气,从货仓地板上拾起一截散落的粉笔,在货仓的甲板上随手写了两行:

  长天高远兮,可翱翔。吾欲奋飞兮,恨折翼。

  他的那一手粉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我一傍看了,微笑着问道:“屈原的诗?”

  他抬头瞥了我一眼,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腔调,说,“不过是胡写乱谄,让你这么一张冠李戴,玷辱了屈老夫子的圣名,不知是该打你的屁股还是该打我屁股?”说着,嘴角又掠过一丝耐人寻味的冷嘲。

  他这话让我有点难堪。我自嘲地笑笑,说:“其实,我是想说有点屈原《离骚》的风范。”不过,我还是喜欢他那种冷嘲中带出来的尖刻。这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思想禁锢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个社会太沉闷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庸俗的、滑头的、唯唯诺诺的人。这种现象,只能让人哀叹这个民族根劣性以及整个民族品性的衰落。像他这样有棱有角、个性鲜明的人,几乎成了凤毛麟角。

  在这之后,我们就有了交往。在和他较深的接触之后,我发觉他人非常聪明,思路清晰,读过不少西方的文学、哲学方面的书籍。他有思想,有主见也有才气,绝非那种胡乱一篇社论所能左右的人。我甚至有点诧异,在这些干重体力活的装卸工人中间,怎么居然还会出这样一个人物。而当你平心想一想,他那一副桀骜不驯的冷嘲相和我们周围的生存环境。看来一切注定了他只能被埋没。我很有点为他的境遇不平。

  “你怎么不想办法换个工种?比如理货、管仓库、当门卫什么的都行。这种重体力活显然对你不合适。”我说。

  他淡漠地说:“要不然怎么会有命运这个词汇?所谓命运者,就是说,你主观意志无法主宰客观现实,你只能如此。既然命运安排我在这里,我就先在这里挣扎好了。”我说,“可以考大学嘛!通过这条路径走出去。”他苦笑一下,绷着嘴,沉默了。

  直到我们有了深交,我才知道了他身世。他是1974届高中毕业生,下过乡,父亲是港口中学的教员,病逝后顶职回到港口。原来在装卸大队队部当统计员,后来因为棱角太露,对大队部的头头们私分工人结余的夜餐费不满,出头说公道话,因此得罪了头头,于是,就被发配到基层班组,成了普通的装卸工。在我认识他的前一年,他也曾经高考入围,但因为家庭经济拮据,无法供他深造,结果没去成。

  就在工作组收队回机关之后,刚好科里的一个新闻干事调走,有一个空缺。我说通了党委书记,把他调进了宣传科,身份是以工代干的新闻干事。

  三

  门口一阵轻微的摩托车声响,紧接着是两声“的的”的喇叭声响;是戈平骑着一辆淡蓝色的日产五十玲摩托车来了。他就像表演车技似的,让车子急驰一直行到台阶前的一瞬,才来一个急刹车。此时,摩托车的前轮恰好抵到台阶的边沿。

  一见面,我就觉得他仿佛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说当装卸工时那个蓬头、眼神郁郁的他。就是在机关时常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兰青年装的他,也比现在差远了。他明显的胖了,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脚上是锃亮的尖头皮鞋,头发想必也是打过发胶的,整齐而有光泽。现在,他人看上去既显英俊洒脱、又不失干练。他那嘴角还是时不时掠过那一丝让人说不清是讨厌还是喜欢的冷嘲相。“好啊,冯兄,来了也不找小弟。过去是小科长,现在是编辑老爷,终归是贵人健忘啊。”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率真、随和,说话时,手很随便地搭在我的肩膀上。

  “州文联组织过来开年会,日程安排得很紧。我呢,是会议秘书长,实在是走不开啊。”几年不见,寒喧间我们都带出点欣喜来了。他问,“开什么鸟会!不过是几个酸文人附庸风雅,瞎卖弄,无病呻呤是不是?”

  我笑道:“你小子还是那么刻薄。跟你说点正经的吧。最近我们的杂志社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我们已经从承包的人那里把编辑权收回来了。再就是,财政方面同意给我们固定的出刊物经费。我们在作协组会议上,正在讨论如何振兴海南岛南部的文学创作。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什么杰作出笼啊?”

  “杰作?”他顿了一下,笑道,“或许算是有吧!不过我们一别几年,我的情况你未必了解。”我说,“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戈平抬腕看了看表,说,“那就看你会怎么个刮目了?走吧,一别几年,我也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聊。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叙叙旧。我们今天酒逢知已,一醉方休。”

  我找会议主席老尤告过假,随他走到那辆淡蓝色的摩托车跟前。我打量着他驾驶的这辆崭新的舶来品,问:“借的?”

  他不置可否地一笑。

  接着,他戴上头盔,启动车子。我就坐在他的身后。摩托车风快地驶过这座城市,驶过我曾经很熟悉的、到处是建筑工地,且市容不大整洁的市区。

  我望着他那被红色头盔遮住的后脑勺,蓦地就想起了我从前在港口机关时的一些轶事:单位里有一个姓杨的基建工程师。这杨工是个世代书香人家出身的人,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古文功底却也深厚扎实,平时喜欢写一点旧体诗词。闲时,杨工总是要到我们科室串门。他跟戈平两个人谈诗词歌赋,也常常抨击社会的时弊。每当戈平口出妙语之时,这杨工就会知音式的笑着骂道,“妈的,你小子,怎么就没赶上1957年的打右派呢?”。戈平应对说,“奈何余生也晚矣!”

  有次,这杨工还当着我的面,以研究者、考证者的神态,边打量着戈平的后脑勺,边打趣道,“冯科长啊,此乃典型的反骨结构啊!据鄙人的考证,历史上的魏延、陈胜、吴广、李自成等等,其后脑勺都是此种类型的反骨结构。戈平这小子,后脑勺长得与上述之人,绝无二致。”我问道,“何以见得?”他说,“你看,这种大曲度的轮廓线,这个小的凹凸面……戈平啊戈平,就凭你这一副冷嘲相,再加上你头上的这几块反骨,时间要是倒退回1957年,你绝对是个标准的右派。”我当时就纠正他说,“戈平这家伙后脑勺长着的其实是傲骨,而非反骨!”

  一想到这些往事,我就暗自笑了。

  尽管戈平在调进我们科之前,我就曾经给他反复作过“夾着尾巴做人”的教育!但这小子还是不能完全收敛,时不时会流露出一副桀傲不逊面相。尽管机关里许多人都喜欢他的率真和才气,不过在我们这种社会里,当领导的人往往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下属。大凡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和上级的关系总是搞不好的。我们的顶头上司——政治处主任邢玉芬是一个长着一副大扁脸,说话时细声细气,给人一种虚伪、不阴不阳的感觉的中年女人。这女人的丈夫是部队里的一个团级干部。据说此人是1962年的文科大学生毕业。不过她那水平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戈平私下就曾跟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邢主任身上有一股子令人讨厌的“贵夫人”习气。确实,她平时的一蹙一笑,总让人有一种作戏的感觉不说,碰上政治学习或作报告或读文件时,这女人总是会一本正经的读出一堆错别字。比如,把“兢兢业业”读成“克克业业”。

  对于贵夫人的作派,别人自然不好说什么。毕竟人家是上级领导,管着你。戈平因为有我时时在耳提面命,也不敢公开说什么冲撞的话,可偏偏就是管不住他的面部神经,经常会现出一副冷嘲相。又偏偏让贵夫人见着了两回。

  贵夫人有次把我叫过去,生气的训斥道,“你看看你手下的那个姚戈平,啧啧啧,每次开会时我一看他那张脸就来气,一副怪笑的模样,他是牙疼呢,还是咋的了?啧啧啧,真是怎么看怎么叫人头疼。”

  戈平牙疼,主任头疼。一来二去,机关里的人都知道了“戈平式”的、令贵夫人头疼的哂笑。贵夫人的特点是势利眼,碰到上级来的人是一副媚笑,碰上基层来办事的人,是一副假笑、奸笑。戈平这小子也是狗吐不出象牙的人,对贵夫人那副媚态、势利相让他一句话给批绝了:我们的主任啊,职业特长就是,善于对不同的人等,巧施于不同规格的笑容。

  “善于对不同的人等,巧施于不同规格的笑容。”戈平的这个绝批,后来在机关中不径而走。以致于有个别人在看到贵夫人在接人待物时的表演,就会下意识的观查,然后是联想到这个绝批,然后是会心一笑。敏感的贵夫人也查觉出这些怪异,后来查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就非常生气。她又把我找了去,恨恨地说我:“老冯啊老冯,亏你还戴了一副眼镜。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眼光?怎么就找来这么一个狂妄自大、目无领导的家伙。同志,我们这里可是党的喉舌部门!不是那些地痞、流氓、混混、二流子都能来的地方!”

  戈平的棱角太甚,这些棱角甚至掩没了他的工作效率、工作业绩和他的多才多艺,无论出专栏、写材料、搞报道、下基层,不管他干的多好,评先进、调资、转干什么好处,一概都轮不到他。也不是说科里不评不给,只是报批的表格一到了政治处贵夫人那里,他就休想过关。贵夫人给出的理由无非是:戈平这个人自由散慢,目无领导。这种人没有清理出去,已经是高抬贵手了!

  为此,我也不知规劝过他多少回,要他收敛一点、圆滑一点。你以为别人都傻瓜?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圆滑才能减少磨擦。至少也应该缄默,应该收敛你那份令人头疼的冷嘲相。他却不以为然。说多了,他也会不耐烦,“行了,行了,都像你们这种活法,个个都他X的阳痿似的,还什么阳刚之气?怪不得人家要说了,现在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阴盛阳衰,没有男子汉。有人圆滑,也要有人方正,否则这这个世界就很不正常了。反正我又不指着谁给我升官发财。”

  也难怪古人说得恳切:文如其人!也难怪他能写出那样豪放、大气的散文,他的个性奔放得就像一匹野马。从前,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他还常常冒出一些离奇的想法。他就曾问过我,“你认为我们在纪念屈原的同时又肯定秦始皇的统一的伟绩,两者是否相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楚国上到大夫,下到子民,都象屈原一样,秦何以灭楚,中国又何以能大统一?”

  摩托车驶过大桥,向左拐向一条沿海的马路,在一座装潢别致的酒家门前,他“嗄”地一下刹住车,说,“到了。”他说。我问他,“不是去你家吗?”他说,“就在这里宴请你吧。你看,这儿风景如何?”我说,“环境优雅。档次好像不低啊,如果你一定要展示你的经济实力,那我也不必客气了。”我说着,随即抬眼一瞥酒家的招牌——望海酒家。

  “望海”?这两个招牌上的字,让我的心砰然一动。

  四

  酒家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脚楼。建筑物坐落在内海海堤临海一侧。涨了潮的海水轻轻地抚摩着支撑这座楼的几十根花岗岩基柱。想不到一别几年,这一带沿海的海滩上,竟像春笋似的,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栉次鳞比的楼阁。在酒家的雅座就坐,这片内海湾的景致一览无遗:来往的樯帆舟艇,夕照下五光十色的水波,清爽、带咸水味的海风穿过竹帘徐徐吹来,沁人心脾。餐厅里飘荡着轻微的背景音乐,我听出来了,是《蓝色的多脑河》那支曲子。厅堂装修得清秀淡雅,乳黄色顶板,桔黄色带褐斑的竹帘,墙上几幅隽美秀丽的字画。像我们这种文人,要是赶上又是心情好的时候,栖身这种地方,若邀上三、两知已,再有两瓶好酒,且酌且歌,且酌且吟,那简直是飘逸若仙了。

  我说,“你可真会享受,选择了这么个清逸、高雅的地方。”

  “眼光还不错。的确,这酒家的典雅装璜设计,颇能吸引一些名流学士。”他笑了笑,然后径去厨间转了一圈,然后让服务员小姐沏出一壶龙井茶来。凭直觉,他应该是和这个酒家有着某种关系,否则,他和这里的人不会这么稔熟。

  酒家的菜单印在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过塑硬纸片上。他推过菜单,让我点两个我爱吃的菜。我选择了一个低档的糖醋鱼和一个炒油菜,他一边抱肘微笑着看我,边说,“怎么,你爱吃糖醋鱼?”跟着,一个打蝴蝶结穿西服西裙的女子笑吟吟地走过来问他,经理,现在上不上菜?他吩咐道:“你再加一个客人刚才点的糖醋鱼,小份就行。其它的就按常规上吧。”我说,“经理?你小子什么时候就成了经理?是你亲戚开的酒家?”

  看着我一脸的疑惑,他沉吟了一会,用一种自嘲的口吻说:“刚和你老兄一见面,就劈头问我有没有什么大作?让我很难为情!我不知道这个酒家算不算是一个作品?”我这才明白,这是他开的酒家!

  “我都已经办病休出来干了三年了。早就想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你,可人一忙,又忘了。我也怕你对我失望。不过,我还是从前的我,你可别把我当成那种一身铜臭,只会剥削工人阶级的老板。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老板这个称谓的。”

  “那你的雇员怎么称呼你?”

  “你不是已经听到了,他们叫我经理。经理这个词汇嘛,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这时,从厨间出来了一个戴白帽的厨师,边擦着手边走过来问,“阿平,今天请的是什么贵客,菜式这么讲究?”我一抬头,即觉得此人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面。来人也随即叫了我一声“冯科长”。我这才恍然想起,他不就是我当工作队刚刚认识戈平时,那个总是爱奚落戈平的、叫王文的家伙吗?不过,他现在是胖了一些。他和我寒暄了两句之后,又进厨间忙碌了。

  我说,“怎么会用起他来了?记得他过去老是爱拍莫队长的马屁,还总是奚落你。”

  “我怎么可能去计较那点陈年旧事。他老爸以前可是鹿回头招待所的大厨,给当时的中央首长烹饪;教过他一些菜式。他既然有烹饪的特长,又愿意出来跟我干,我何乐不请呢。”

  我说,“我的意思倒不是说,他当年对你如何如何,你要报复他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点戏剧性!”

  我慢慢地品着杯中的茶。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像万花简似的在变。但是,在他姚戈平的身上,我还是觉得有些唐突,仿佛是生活的魔术师在一瞬之间,把老母鸡变成了鸭子一样。在从前那个阳刚、深刻、喜欢包打不平的戈平身上,我怎么就看不出有一丝一毫商人的潜质呢?也许,这正是有人说的“儒商”这个概念?

  “怪不得这里连装修的格调、环境气氛也弄得与众不同。不过,我是绝对想不到,你这样气质的人也能经商。”

  “那些傻得连制定一个有竞争性的价格、策划一个竞争计划都不会的人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说实话,我办这个酒家,除了地点好之外,还沾了文化素养的光,至少我懂得分析顾客心理,懂得借鉴西方企业家成功管理的经验。这酒家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多人,要管好这些人,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提高效益,没有一点能耐还真是不行的。而这些管理办法,大多还是从书本上学习来的。”

  稍会,陆续上菜了,都是些烹调得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有几个碟中,竟是摆拼的精致得令人不忍下箸的图案。每款菜的份量都不多,但却烹饪得十分精巧考究。菜肴满满地摆了一桌子。戈平指着菜肴说,其中有几样还是黄文的手艺。

璀璨流星划夜空,谁能捕获它的光芒?

  我有点后悔没有把老许也叫过来一块享用。我把这意思跟戈平说了。戈平淡淡地笑道:“再请嘛!我既然开了酒家,还怕你们来吃吗?只求着你们能常来。”我说,“不过,你搞得也太丰盛了,让人有一各过于奢侈的感觉!”他沉呤一会,又自嘲似的一笑,说,“应该还算不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种奢侈吧?”

  丰盛的菜肴,轻松、优美的背景音乐,迷人景色,人情呢,也是浓浓的、真挚的。但,似乎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妨碍着气氛的溶洽。一时间,我也理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经济地位、职业的差异抑或情趣的转移?几杯珍珠红酒下肚,我觉得脸颊有些发烫,人有些发飘。以往喝酒,每每喝到这种微醺时候,我总会不停地说话。可是这一回,竟不知该和这个“老板”说些什么了?我又不诣生意经。或者我们还是能像从前一样,谈当代的文坛掌故、社会新闻,谈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再不然,争辩一通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同异。当然,这种公共场合并不适合争辩。戈平呢,也在默默地饮酒,时而出神地望着眼前这个美丽的海湾。

  我慢慢地回味着我们这次见面短暂时间内的情感变化,忽然觉得人生也真是有趣;人在年青的时候或少年的时候有很多理想,想干这,想干那,但实际上,又有几个人能照着自己最初的愿望生活?人生的道路有很多,你可能一不留神,就走上了自己从前想也不曾过的路。现在许多人崇尚的价值观是:学术上、事业上的强者,经济上的强者或是政治上的强者。戈平当这个老板,经济上不必说了,如果他能把经营管理当成一种事业来干,那么精神充实兼经济上富足,这样论起来,也算是他们这代人中的皎皎者了。他只要不沾上那种市侩气,还是很令人羡慕的。但是,不管我怎么想,最终我还是有点替他宛惜。他和别人不同!他天生就应该属于文学。他有这个天赋。他为此已经投入过不少精力,并且也表现出了他的艺术天赋。只可惜,却在应该是有收获的时候放弃了。

  他似乎猜出了我在想什么。他眼神中带着一种内疚,带着一种不安。

  我举起酒杯,想尽量冲淡这种感概造成的不容洽,我说,“来,为你的‘作品’干杯,同时也祝你生意兴隆,财运享通。当然,我也希望金钱不要掩没你身上那些曾经让我和很多朋友觉得美好的东西!”

  他没有举杯,叹了口气说,“唉,一告诉你我在生意圈子里,你就要说这种没劲的套话,就凭这一点,这个老板我也没法长干下去。说真的,我有时还是很羡慕那些搞文学的人,出了一个好作品,整个社会都可以共享,不像生意人,钱赚多了,别人也末必可以分享,因此只会招引来妒嫉。”

  我说,“说心里话,你混成这样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人根本没法相比。现在,我给我女儿买条时尚一点的裙子,都要犹豫三犹豫四的,更不用说碰上家里人生病住院,一下子得拿出几百块押金。虽说这些都是俗话,但人就是生活在俗世里啊!其实,文学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宗教,毫无疑问,它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但你只能从中找到一种精神寄托,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至于想要在其中求名求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得的。我嘛,只不过是宛惜你的文学天赋罢了。”

  他突然提不起兴趣,很少言语,几乎忘了他是东道主。从前我们在一起喝酒时他可不是这样。他的兴致总是很高,喝到酒酣耳热时,他总会吟咏几句古曲诗词助兴,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天子呼来不上船啦。”现在说不清他在想些什么。

  “在想什么呢?”我问。戈平说,“从前,命运似乎只能给我提供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想干,得当一辈子工人;不想干,也得当一辈子工人。革命的镙丝钉嘛!拧那是哪。现在,一下子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有了丰富多彩人生基础。老实说,我现在又处在了另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了。吃完饭,到我的小巢去吧。”

  五

  想不到他的住处还是在老地方。

  在我熟悉的那套一房一厅的居室里,床、大立柜和沙发等几件大家具还是我当年见过的。不同的是多了一台十八寸的彩电,书柜与视线平行一行的书目,也变成了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他们结婚时,我送的一只檀香木工艺品,还依旧摆在书柜上。他的妻子谭美琴还在港口上大夜班,不在家。对于他的这个“小巢”,我真是太熟悉了。从前,我常常是主人的坐上宾。我们曾经在这里讨论过朦胧诗写作,讨论过梅里美文笔的粗悍和毛姆文笔的冷峻,也欣赏过他创作的诗、散文、小说和字画。我总是他的大作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

  有一个时期,他十分欣赏甚至沉迷于梅里美笔下那些西西里强盗的粗犷和野性。他也偿试过用梅氏的艺术手法去表现他作品中的角色。比如,写港口装卸工人的生活和一些他老家农民的生活。我读过他的这些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他笔下的主人公似乎都带有一点西西里强盗和冒险家的味道,根本就不像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事情。如果按现实主义的标准,这肯定是不成功的。不过,他的散文的文字已经非常成熟,文笔流畅自然,而且很有气势。不然,他那篇《望海潮》也不会打动评委。但对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他的虚构能力,剪裁技巧,现实批判主义需要的思想水准,应该说已经非常优秀的了。只是,从小说语言角度上说,他还显得幼稚,模仿味很浓,好像还没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小说语言。

  戈平从餐柜里端出一盘柑桔,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替我剥了一只。

  我环视着这个熟悉的小套间,说,“你怎么没把这间房子装修一下?这里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腰缠万贯的老板的宅第嘛。”戈平说,“一是已经习惯了简约的生活。一是现在的确是顾不上。空了要抓紧时间读点书,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我说,“倒底是不同凡响的酒家老板,不过你还没说说你是怎么想到要下海,要办酒家,又从那里搞来的资金?”

  戈平说“你调走以后,机关里又有两次转干的机会。因为贵夫人从中作梗,我两次都没有转成。机关又一直在喊精减人员。在贵夫人手下,我知道我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刚好我岳父贷了十几万元,要开餐馆,要物色一个管事的人,我妹妹也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需要学费。我不想让她落得像我一样的下场。所以,我先是在单位里办了病休,后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

  “我最初的想法是:一边经营酒家一边收集点素材搞创作,因为干酒店业这行可以接触到社会上那些三教九流的人物。我甚至想过在酒家办个文学沙龙,想过如果有人能供一个小说素材,我就免费提供一餐。总之,当时的想法很浪漫的,不过不切实际。事实上我一接手,就卷进去了,怎么说呢,就像穿了安徒生童话里的双那魔舞鞋,你得不停地跳舞。

  “第一年,酒家处在有风险的经营中。把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每天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排得满满的,根本容不了你分心,更别说写作了。比如,邻家的竞争、借贷的几万元要按期还本付息、每天要购进的各种物料、门面租金、水电、税收、工人工资支付等等。另外,从事一个新的行当,你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当然,干了半年之后,门道一熟,很多事情只要按步就班去做,或委托下属去做就可以了。现在,我每天只花小半天时间去处理一些杂琐事,剩下来的时间就是读点书。只不过,我现在读书的兴趣已经从文学方面转移到经济管理上了。主要读点系统工程、价值工程、控制论、市场心理学和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也研究一点时事政策及股票什么的。”

  我说。“这之后就没再写点什么了?”

  戈平说,“一来是没时间,再就是已经写不出来了!大概是满脑袋生意经,满脑袋锁锁碎碎的事务吞没了灵感。总之,是兴趣改变了。生意跟文学毕竟是两码事,一种是用形象思维,一种是数字化的抽象思维。”

  我调侃说:“人家巴尔扎克当年也曾经经商,办过印刷厂。当然,他是赔了老本,穷途潦倒,所以得靠不停地写作来偿还债务。但也因此成就了伟大的巴尔扎克。照我看嘛,如果你要是也赔了,也许就会变成巴尔扎克第二了”。

  戈平说,“我可不敢为了当巴尔扎克去赔钱,也无意去当什么巴尔扎克。我觉得吧,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把经济搞上去!先让国家富裕之后再谈其它。所以,国家最急需的是经济人才。而我们国家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仕途轻视经营管理的观念,颇有点源远流长。哦,最近杨彬也曾经来找过我几次。对了,杨彬你还印象吧?”我说,“印象不深,我记得好像是机械队的一个大学生。”

  戈平说,“这个人去年被提拔当了局党委书记。三十多岁。人嘛,还不错,开明、敏锐,有点现代人的观念。他很欣赏我!我们是知音。他来的目地是想说服我在今年停薪留职期满后,就回港口上班。他负责给我提供舞台,让我施展。单位里现在急需懂得经营管理型的人才。眼下,对我来说,就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我本来是打算辞职,在这个酒家再干上三五年,给自己赚上个几十万块钱打底,之后就闭门读书,或者是找个机会,自费到大学去深造一个时期。我的岳父则是希望我辞职之后,帮他扩大经营,再搞几个分店。他最近的计划就是想用这几年赚到的钱,在河东再办个分店。也有朋友邀请我合伙去开金矿,去办农场,去搞海水养殖的。当然,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回单位里去干。”

  我说,“你大概是想选择回单位去干?”

  他点了点头。说:“有这种想法,但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想,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干,而且单位又是个大舞台。对于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只要给我一个能施展的大舞台,就不怕演不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

  我说,“你这家伙啊,真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你想过吗,那你岳父这头怎么办?你总不能让他失望吧?再者是,国营企业那种体制,你又不是不知道,制肘太多,人际关系太复杂,而且你自己也没多少报酬?”

  戈平说,“大厦千倾,夜宿七尺。总之,钱财是身外之物。钱的事我不会过多的考虑。我也知道国企改革是一种挑战,但正是因为其难,才让我更有激情。也算是人各有志吧。至于我岳父那头,我这两年已经替他把基础打下来了,接下来还可以叫我妻子小姨替他管理。当然,不管怎么走,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是没有缘份了。”

  听他平静地直抒胸意,我不禁感慨了。时代,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又是一个让千千万万人的生活道路发生变化的时代!夜深了,他用摩托车送我回招待所。头顶星空灿烂。突然,有一颗流星从天边划过,尾巴拖曳着一道闪亮的光芒。

  我说,“流星!”

  “是啊,流星!一瞬即逝。”戈平脚踏着摩托车的引火杆,若有所思地自语。

  我也不知道此时的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想的是,今后,在企业界,以戈平的聪明和才智,相信他也会成为一颗新星。那么,在文学界呢,他算是一颗流星?

  “它毕竟划破过那一片寂寞的空域!”我在喃喃自语。

  1984年

  张量柱点评:

  《流星》这篇小说,是作者四十年前的一篇获奖作品。据作者陆小华先生说,那时候他还年轻,在港口派出所工作;同时也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个时代,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一切都欣欣向荣。世界,开始向这个曾经禁锢的中国人打开了大门。作者在自治州官场的父亲希望他能走仕途。而他自己,则想通过到学府深造,提升自己;至于将来做干什么?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期间,赶上岛内的海南作协搞的一次文学大奖比赛,让这个参赛小说作品获了奖,同时也改变作者的人生走向。他似乎觉得,自己可以吃文学这碗饭。文人以文立世!他,确实有文学天赋!

  小说塑造了一个有才气且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据陆小华先生说,在他的生活中,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原型。小说里,作者是用第一人称的视角,用(我)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的眼睛,去看这个非常有天赋、有潜力的文青。既成功的塑造出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小说主人翁,也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主人翁选择弃文经商,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成功了!至于姚戈平后来的选择,是不是要回到国企?小说的结局是彷徨!按照我们后来看到的国企改革的种种艰难,即使这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回去了,也未必能成功。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人生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