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去美元化”系类研究第二篇，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主要分析了美元帝国的建立过程，从最早“一战”后各国之间的债务安排，美国还不会利用其债权人地位导致体系崩溃。再到“二战”后，美国吸取“一战”时期经验教训，成功创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一套依附于美国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内在就有“特里芬悖论”缺陷，后又因为一系类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体系崩溃。对这一过程想要详细了解的可以关注我们上一篇文章《货币金融帝国——美元帝国崛起之路》。
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建立在所谓“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可以说是无体系时代，这仍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个时期已经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时代，而是以美元国债为基础的尤其是以短期国债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市场对美元体系的研究更多是从流动性指标的变化进行分析，这是市场分析的基础，关于流动性问题我们将在下篇文章进行详细的分析，但仅关注这些指标是无法看清市场变化，也很难理解美元体系变化和对我们的影响。
中海油与法国道达尔能源在3月底完成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成交量为6.5万吨。法国成为首个以人民币结算液化天然气交易的西方国家。有些读者不明白这背后的含义，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结算交易；也不是很多人所说的人民币即将取代美元，“石油-美元”彻底崩溃。美元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根据 SWIFT数据显示，2022年美元的国际支付比例已经达到了41.89%，环比增长达到0.51%，同比增长3.16%，欧元的支付比例也上升至了36.34%。而人民币结算只占比2.15%。当然仅看SWIFT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人民币结算在全球结算体系中的占比，这些问题会在下一篇文章进行解答。美元体系并非不可撼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加速进行，但要理解这些消息背后真正的含义必须要理解当下美元体系运行的一些列战略安排。
关于美元体系的军事战略安排、科技战略安排、粮食战略安排、货币战略安排以及相对应的金融化和私有化战略安排以及对国际机构和贸易政策的影响，很多的市场机构关注度不高，理解相对有限，甚至很多时候将其妖魔化为“阴谋论”这其实更多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必须要进行深入分析解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关于美国的军事和科技战略安排详细一般读者都有所了解，但目前来看美国在这两者的创造的单极神化正逐渐被打破。美国对军事科技领域的高精尖追求，导致其对常规武器生产储备不够重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现非常明显，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果想要补充在俄乌冲突重一年的弹药消耗至少需要用2-6年时间，在当下以常规战争为主的情况下，所谓的军费支出占比几乎失去了意义。
美国的科技霸权也在衰落，虽然美国在很多科技领域仍然掌握关键技术，但其领先优势已没有那么明显，这点从芯片制造就可以看出，美国在当下的很多芯片生产是无法脱离中国的，在2021年和2022年的“芯片荒”就可以看出来，中国虽然目前还无法独立生存高端芯片，但低端芯片已经没有问题，并且可以覆盖绝大多数应用场景。
美国的粮食战略安排相对于前两者关注度并不高，但这对美元的霸权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一味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对农业重视不够，很容易导致农业生产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在国际粮价大涨之后很容易发生政治经济危机，最终被去工业化，成为美国原材料供应市场。这点我们在文章中有详细分析。
“石油-美元”体系在近期也遭受严重冲击，沙特阿拉伯正与中国政府积极谈判，讨论将其向中国出售的部分石油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在增速，但不会马上到来。
而美国的金融化和私有化战略影响极为深刻。这既是美国近四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去工业化罪魁祸首。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篇文章将详细给大家讲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的政治经济逻辑，在这些基础具备后，在下篇文章将会给大家详细讲解美元体系具体运转逻辑，以及是否会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Ⅲ”。
文/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刘司亮
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外债已无法偿还，美国通过将国债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相当于消除了债务，建立了美国国债本位制度。前法国驻美大使Jacques Kosciusko-Morizet曾经表示：“能源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与国际货币和金融的混乱状态密切相关，其背后的原因是美元的不稳定。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领导人通过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而消除了美元的所有外部限制。不要期待永久的回稳，除非美国领导人同意重新遵守其国际责任所要求的国内外规则。”欧洲仍然希望美国承担财政责任，但被美国所拒绝。到1976年美国财政部欠外国政府的债务已达900亿美元，即使美国在后来产生了收支顺差，美国政府的贸易盈余也将被用来还债，而不能被用来获得国外具有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而且，因为这个美元债务在之前被用来为国内的联邦预算融资，想要偿还这笔债务则需要新的预算支出。赎回外国拥有的美国国债则需要把为以前赤字融资的负担转嫁到美国的货币市场身上。这会产生三个同样困难的选择:
(1)美国政府降低联邦支出净额，其数量将与需要偿还的外国债务相同。
(2)由私人部门对债务进行融资，这就会导致美国国内投资者通过削减支出来购买外国政府所销售的美国短期国债，这就会剥夺了私人部门的资本金。
(3)美国政府加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以降低其债务真实购买力。
美国政府在当时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即使其代价是搞乱美国国内经济。但在后来美国试图创造第四个选择，即把美国国债变成世界货币储备的一部分变成“为美元过剩融资”，并且这个债务是不能被偿还的，就像美国财政部不会偿还国内货币一样。世界货币制度的黄金将被法定货币所取代，美国人在为外国真实资源付款的过程中可以毫无代价地创造美元信贷。
到1974年6月，美国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美国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设立一个新的“替代账户”，以清算大量过剩美元，这其实就是将过剩美元蒸发，并且这样也可以清算其他国家货币储备中的英镑。盈余美元将交给新账户，而获得“特别提款权”，该计划的主要特点是这个债务不再由美国所独自拥有。对于拥有美元和英镑的央行来说这个债务成为世界货币制度的资产，并且它因为成为世界货币储备的一部分而永久丧失了债务的性质。
美国财政部的债务被变为“零债务”，央行拥有的债务越多，这个方案的吸引力就越大，对于那些所持债务很难偿还的债权国政府来说更是如此。世界上很多政府所欠的许多官方债务是无法收回的。在当时印度已通过谈判消除了美国的许多外援债务，而且美国政府也无法收回很多外援债务。
美国可以通过为没有为实际支付可能的国家之间债务进行融资，这些外援信贷债务变成国际货币资产。这里就需要提到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解的一战以来的各国之间的债务。美国的计划也包括这一部分。1974年，美国国家顾问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到1973年12月31日为止，欠美国的一战债务(包括未到期本息)达到 252亿美元，其中208亿美元被拖欠。最大的到期未付账目是英国91亿美元、法国64亿美元、德国16亿美元和意大利15亿美元。虽然这些欠美国大量一战债务的国家从来没有否认过债务的法律效力，但他们把偿付美国债务与德国偿付一战赔款进行挂钩，这样德国赔款可以抵消他们欠美国的债务。而各国政府所主张的德国赔款问题一直被拖延，直到1953年签署关于德国外债的《伦敦协议》之后才这个问题才基本被解决。美国是《伦敦协议》当事人之一，这一协议被美国参议院批准，成为官方协议。
1975年早期出版的国家顾问委员会年度报告的最后一页写道：“任何计划都需一战的所有盟国共同接受，大概还包括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因为按照这种做法他们也能够免除外援债务。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可以免除政府间债务，只要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资产就行。”
消除外债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政治战略，如果某一天其他宣布宣布拒绝支付这会导致巨大货币和贸易危机。如果一旦出现危机海外国家受到的冲击将比美国更为严重。因为贸易活动在海外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过这只被当作美国最后威胁手段，以确保这些国家都能“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一方案。
美国同时需要把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黄金清除。因为黄金是最后的储备资产是唯一不涉及任何债务的资产，这点我们在后文会给大家解释。清除黄金储备是处理各国央行持有货币储备和解决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方式，而替代产品就是美国短期国债。
这项计划需要分成四步：一是世界各国央行要同意相互不再销售黄金，它们可以向公众销售；二是消除黄金价值与特别提款权价值之间的联系，使各国央行储备的黄金不再有固定的价值；三是美国财政部先拍卖其部分黄金储备；四是IMF帮助美国财政部压低黄金的世界价格。所用的方法就是卖掉它所拥有的黄金，这样黄金就不再是有吸引力的世界货币资产、稳定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手段及处理解决收支不平衡的方法。
而这些黄金流失的国家深受紧缩政策之苦。在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之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John Bowden Connally Jr说出了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这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以国债为抵押进行货币发放，当时各国手中美元只能持续购买价值不断降低的美国国债，如果不把美元回流给美国，他们的汇率就会上升，其出口价格相对于美元地区也会提高，导致出口量的减少。各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支持了美元的汇率、预算赤字和军费开支，这些赤字来自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军事开支。要想了解国际外交需要跟踪美元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主要跟踪的并不是贸易账户而是资本账户的变动。
1、依靠军事和科技优势建立债务人逻辑，设定了债务和债权人的双重标准
美国利用其强大军事能力和科技优势建立了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双重逻辑。不可否认，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军事实力非常强大，唯一能和其掰手腕的就是苏联，但苏联在冷战的竞争中失败了。美国在海外拥有374个军事基地，分布全球140多个国家，拥有全球打击能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情报侦察、无人机技术和网络攻击方面处于也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是全球科技发展的中心，这也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的科技公司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拥有像谷歌、苹果、亚马逊和 Facebook等知名公司。
美国建立了全新剥削体制，对于第三世界债务国，通过华盛顿共识进行控制，要求其实行紧缩政策用于还款，拉丁美洲国家因此破产。一国外币价格通常是由劳动力成本决定的，原材料、机械和其他投入物有共同的世界价格，一个国家试图稳定贸易和收支平衡意味着劳动力贫困化。而当这些国家破产之后，秃鹫基金就会入场，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这些债券，并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按照票面价值进行偿还。
而当美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债务国时候，就会拒绝支付，并要求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不断扩张的债务进行融资。如何让其他国家接受这一方案我们在前文已经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体系具体运转过程我们会在后文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
但美国的军事和科技霸权已经日渐衰退，由于美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后开启全面金融化和私有化后美国去工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的军事工业基础不断被削弱，这点在俄乌冲突中展现的非常明显。虽然美国仍然掌握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但基础的军工产品生产能力远远不足。现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常用每年的军费支出以及占GDP的百分比来进行衡量。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美国军事支出801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的38% ，占美国GDP的3.2%。而2021年俄罗斯的军费支出仅为684亿美元，占GDP的2.1%，这一数据甚至不如英国。英国的军费开支659亿美元，占GDP的3.1%。如果用这个指标进行衡量，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应该和英国相当，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
这些指标的使用还导致西方国家对其恢复基本弹药库存的能力极为自满。正如我们在英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看到的那样，大量的支出并不能保证采购到军队运作所需的大量基础物资。这一事实在俄乌战争期间得到了证实。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了美国重建已运往乌克兰的核心弹药库存所需时间的估计值。即使数量大增，CSIS 估计美国也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补充 155 毫米弹药库存，补充标枪肩射防空导弹5.5年，补充M142火箭炮2.5年，毒刺导弹6.5年。基本上，要补充俄乌冲突一年左右的基础弹药消耗，就需要花费2-6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军事生产能力，那些宏观军费支出指标完全失去了意义。在核恐怖的平衡下，大国冲突基本上就是代理人战争和常规武器使用，这样的军事生产能力难以想象是“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美国。战争是检验一个国家真实的生产能力最好的标准。
新时期的战争经济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常规战争下的军事占领的成本要远高于当地防御的成本。美国海军毋庸置疑仍是全球第一水平，但美国的军舰造价及其高昂，而俄罗斯的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拥有最高9马赫时速，差不多是每小时可飞行1.1万公里速度。美国海军拦下一枚的能力相信是有的，10枚也不再话下，那如果是100枚呢？1000枚呢？你很难说军舰具备完全防御超高音速的能力。一架造价1000W美元的飞机可能会轻易的被5W美元左右造价的毒刺导弹击落。尤其是一些国家掌握游击战策略，强行军事占领的成本将会极其高昂。这也是美国更愿意扶植亲美代理人上台，通过美元霸权掌控的原因，这样的成本更低，更容易让这些国家接受。
美国的科技实力也在衰落，尽管在很多科技领域美国仍然具备优势，但这种科技水平是需要实际生产落地的。仅以芯片为例，尽管美国不断的封锁中国，禁止中国获取相关技术，但芯片生产的产业链仍离不开中国。光刻机制造商 ASML 公司的 CEO Peter Wennick 在去年表示，“上周我遇到一家大型工业公司高管，他告诉我，芯片短缺到他们需要买洗衣机来拆掉芯片，将其装入工业模块使用。”这就是2022年出现的芯片荒的表现。
2、美国石油战略安排
美国的石油战略安排主要是让石油结算与美元挂钩，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只要将获取的盈余美元投资到美国的国债市场，油价的上涨对美国反而是支撑，但对美国的工业体系会造成冲击，在2001年后石油市场的金融化不断加深。
我们有必要从中东这样的资源丰富地区追求独立的失败过程中吸取经验。美国有能力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价格上涨，美国掌握着石油的开采、提炼、销售等权力，如果这个国家只有石油的话，是很难赚到钱的。国际石油卡特尔使得它的炼油厂和下游业务形同虚设，这样可以阻碍其它公司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其垄断了全球石油产业的生产和下游运作。石油精炼厂设在原油需求国及其附属岛屿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沿海的库拉索岛、安的列斯群岛上，这样就能防止它们的工厂被产油国家没收。国际石油卡特尔可以抵抗任何一个石油输出国提出的抬高价格的要求，只要它们没有自己的炼油厂，也没有自己的市场。那些无法为它们的产品寻找市场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所寻求的经济独立是无济于事，主要原因是石油工业则可以随时转向其他国家。
美国可能是有意地纵容石油危机以及石油战争。美国在这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是中东地区那些寻求独立的国家，在涨价需求满足之后，就逐步丧失了继续奋发图强的决心，和反抗精神。它们更倾向于用涨价获取美元来购买更多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设施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和实现军事独立的梦想，当然这个美梦最终破灭了。二是美国说服OPEC把它的石油美元用来购买美国的短期国债，而不是把它们用来改造本国的经济或者用来收购国外的工业品，这样全球原油价格的上升就不会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国债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维持完备，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详细的分析。
OPEC尝试用多余的美元去收购美国工业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外资进行了限制，不经美国政府同意，外资不得收购美国公司5%以上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以外的国家就了解到美元的真实价值。
近期石油-美元体系也受到强烈冲击，俄罗斯、伊朗、分别从2021年和2022年开始接受人民币结算。2022年习主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表示，中国将致力于用人民币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近期有消息透露沙特阿拉伯正与中国政府积极谈判，讨论将其向中国出售的部分石油以人民币计价。此举将削弱美元在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标志着沙特这个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再次向亚洲靠拢。美国在2019年也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和很多能源国家也产生了利益冲突。
3、美国粮食战略安排
美国的粮食战略在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关注度相对较低。农业部门已经高度金融化，这意味着大型金融机构在这一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机构的利益在于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推动了优先考虑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而不是小型家庭农场的政策。此外，美国历史上一直将农业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将粮食援助作为获得影响力和支持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前文中关于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对苏东集团的粮食控制已有一定说明。
近年来，这一战略一直在继续，美国利用其对玉米和大豆等谷物的控制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议程。
在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四大粮食公司。
全球粮食厂商有四大巨头。这些公司分别是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根据英文名字首字母，大家将其简称为“ABCD”。它们都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此外，他们还拥有粮食定价权，从上游原料、到中游生产加工、再到下游市场的供应，他们都有着控制权。
美国ADM全称为：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加工及制造公司，也是全球最大油菜籽、玉米、小麦、可可等农产品加工厂商。其中大豆、花生和油籽的加工，占据了收入来源的70%。
邦吉是巴西最大的谷物出口商，美国第二大大豆产品出口商、第三大大豆加工商、第三大谷物出口商，全球第四大谷物出口商、最大油料作物加工商。在40多个国家中遍布着400多家工厂，总体员工超过35万名。
美国嘉吉的业务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已超过15.5万名，嘉吉在福布斯排行榜上29年来蝉联非上市公司第一，是美国第一大私有公司，成立百余年来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性质。而且，嘉吉还是美国最大的猪和禽类养殖场，并拥有全美最多的粮仓，旗下有价值百亿美元的资管、生物基因公司。
路易达孚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事谷物、油料、油脂、饲料、大米、肉食、食糖、咖啡、棉花、天然及人造纤维、电力、天然气、石油及石油产品的贸易以及政府债券和金融证券业务。
据报道，这些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业务。例如，美国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合资组建的益海嘉里集团，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像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这些我们熟知的食用油品牌都出自该集团。此外，美国邦吉公司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2000年开始向中国出口大豆等农作物。
美国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和高效的物流系统让其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然而，在出口的同时，美国往往以其大国的利益来谋求优势，通过积极干预全球粮食市场来提高自己的利益。
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来促使其“粮食帝国主义”目标的实现，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绿色革命》等计划。这些机构和计划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技术来进行，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却被迫接受美国的领导和农业模式，从而丧失了本地农业和食品系统的独立性，最终导致了依赖进口粮食的局面。
具体来说，美国的粮食战略安排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城市工业化建设，同时还要进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开采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这就会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相对的地区农业生产就会被荒废，但美国会通过廉价的粮食出口将这些问题掩盖起来。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严重落后，农业信贷缺乏、农业物流不便以及教育和税收体制严重不利于当地农业发展。
第二步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已经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的工业会受到这些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时候进入到恶性竞争时期，美国就可以操控粮价上涨，大规模的饥荒和战乱就会出现，甚至会出现所谓的“人口灭绝”。那些曾经繁荣的出口工业也会灰飞烟灭。
美国的想法就是让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且在农业上对美国产生依赖，一个国家一旦农业上可以自己自足，他们就可以选择是否将这些矿产出售给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这样会降低这些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
美国的粮食战略给全球农业和食品安全带来了威胁。由于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掌控，美国可以通过政策和法规来控制食品标准和价格，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农业和食品安全。另外，美国以其生产方式和使用的农药等带来的环境污染也给全球农业和食品安全带来了危害。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虽然迎来了高速发展，但三农方面的发展还是落后较多。中央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农业信贷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实现生态化发展还需要加速推进建设。中国是实现了主粮自给自足，但部分商品粮仍需要进口。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美国的农业仍然是依靠中国市场。2022年，美国对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总额中，超过19%流向了中国，这一数据是高于2017年的14%和2009年的13%。大豆是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作物，尽管这种依赖已经放缓，但仍然很高。到了2022年， 50%以上的大豆出口都流向了中国，但在贸易战之前的几年时间，这一比重是超过60%。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少。2021，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份额仅为18%，低于2016年的22%和2012年的26%。202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仅占总进口量的31%。但在贸易战之前，这一比例通常超过40%。中国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从各种来源进口大豆的依赖。2021年底，中国农业部将扩大国内大豆生产确定为2022年追求“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
4、美国金融化与私有化战略安排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去除金融监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导者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政府开始逐渐削弱金融监管，通过降低金融监管标准和加强自由市场运作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美国的金融业开始迅速发展。外资迅速涌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其中不乏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资金。同时，金融业的自我监管和监管失灵导致了很多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泡沫，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成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流通系统可以自由地获取跨国资金和国际投资，而这些资本最终被注入到全球资本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这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风险化，同时也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充满了诱惑和风险。美国的金融化推进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遇。虽然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但也面临着监管不力和金融风险过度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通过金融化后产生了大量的虚拟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极为需要的是最能带来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它们最看好的是能够带来租金的垄断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源部门。
金融部门认识到银行贷款需要的是能够产生租金的资产，比如按揭贷款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最大资本开支都是政府开支，在这些垄断行业的表现尤为明显。从19世纪的运河和港口到铁路，再到后来的公路和航空，以及电力、水和煤气的输送、通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转播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就大力推动私有化舆论，主要的理由是这些公共部门缺少效率，但真实目的是看中了这些行业的垄断租金。上世纪90年代后，在英美等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化浪潮。Michael Hudson表示这些年垄断部门的资产转向私人是自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这一结果丰富了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被集中在为 FIRE(FIRE 即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和不动产[Real Estate]的首字母缩写)的部门中。现在人们可能会把被私有化的垄断行业以及其他公用事业归于私人部门。”
私有化是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一场取垄断权和租金的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已经有大量案例可以证明。
以英国铁路为例，英国铁路从1994年开始逐步实施私有化，在1997年完成。但是其后在1997—2002年这5年当中，先后发生严重事故达到13起，其中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有7起，共导致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以致英国民众纷纷放弃坐火车出行。在私有化前，英国财政每年补贴铁路20亿英镑，但在铁路私有化后这个数字是29亿。这项改革初衷是给卸财政包袱，但私有化后却证明是错误选择。在英国国内民众的巨大压力下，2003年10月23日，英国政府最后决定，由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NetworkRail)公司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另外一个著名案例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面实行私有化，大量制造业工厂倒闭，因为全球工业产能已经过剩，西方国家企业去抢购只是为了消灭在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而且主要目标是抢到这些能够带来大量稳定租金收入的资源行业和垄断部门。最后的事实也表明这些行业和部分都大量转手给了在私有化后有雄厚资金实力的西方金融部门。普京正是看到这一趋势才将这些部门重新国有化。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全面私有化后，一般发生的情况是工业被去工业化，而资源和垄断公用事业部门又被外国金融力量控制，所导致的结果就算是失业蔓延和物价飞涨，这些对应就是去工业化垄断公用事业部门被国外金融力量控制。而大宗商品价格一般是根据国际行情定价，而劳动力却根据本国行情定价，因此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远远超过本国劳动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这就容易出现普遍饥荒和种族灭绝，这些也需要前面几项政策相互配合。
美国的金融化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的萎缩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是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将更多的资本和精力投入到金融领域，这使得金融业的利润和收益成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工业和制造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二是美国的金融化也让资本和资源的流动性变得更强，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线上网络等方式直接融资、投资和交易，这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但也导致了国家经济治理的难度加大。
三是美国的工业和制造业面临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竞争的压力日益增大，这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和工业很难保持竞争优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破产和裁员，那些在金融资本主义侵蚀下遗留下的大型工业企业也纷纷投降，所获取的利润不再专注于扩大投资和生产，而是将这些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进行股票分红和刺激股价上涨。这种趋势对于美国自身的工业和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同时也是全球金融体系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美国全面金融化后去工业化进程十分明显，对军事能力和科技能力的削弱我们在前文中也有所说明。
央行独立性其实是一种迷信。现代央行的“独立性”实际上是指央行与政府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而不是完全自主地制定决策。央行的政治角色是不可能取消的，央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促进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商品销售，而不是独立地平衡工资和物价、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央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根据政治目标、选举周期和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美国等国家的央行利用货币政策来支持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和金融风险的增加。
尽管央行的独立性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观念，但其实它既受到政治目标的影响，又是金融化进程的产物，这更多是美国的政治洗脑作用，希望各国的中央银行都能严格配合美联储政策，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从中国、欧洲和美国来看，中国的央行和财政部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经常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协调。欧央行则是完全独立，由于欧盟并没有统一的征税机构，各国的财政部门只能各自为政，很难利用自己国家的信贷支持。从这点来看，欧元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更多的表现为美元的卫星货币。美国则是美联储和财政部门完美配合，尽管平常我们也能看到两个部门相互打架，但这更多是一种政治做秀，一旦出现紧急问题，两者一定是迅速配合。
5、国际机构如何服务美国利益
美国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在经济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全球经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作为IMF的最大股东，可以通过对其经济援助进行干预，借此影响IMF的政策制定和经济援助的方向。美国还通过世界银行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获得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支持。美国还通过向世界银行提供贷款，在提供贷款的过程中，要求接受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要求，比如政策条件。同时，美国还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对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进行干预和影响，以保护自身利益。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1945 年参议院对世行的听证会上就说过:“让那些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对西方那些人口较少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经济战，没有比这更威胁到世界安全的了。”美国前国防部长Robert Strange McNamara作为美国在东南亚战争的总设计师，但后续就任了世行行长。如果第三世界真的实现了正常的发展，美国华盛顿的“罗马帝国”就会彻底崩塌。伊拉克战争的狂热推动者、在美国决定向伊拉克开战的决策有关键影响的美国前国防部长Donald Henry Rumsfeld的副手Paul Wolfowitz，在离任后也去当了世行行长，这个世界其实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国防部和世界银行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抑制和消灭第三世界的正常发展，只不过一个是采用军事战争形式，一个是采用经济战争形式。
美国就是通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华盛顿共识，让这些国家严格实行紧缩政策，并减少资本管制和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私有化。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提出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它起源于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
1.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3.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 实施利率市场化
5. 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6.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 放松政府管制
10. 保护私人财产权
6、美国的货币霸权如何运转
我们简单介绍下全球资金如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流动，在上一篇文章和前文中已经详细介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货币体系是如何从金本位时代转向美国国债的信用本位时代，货币价值不在与黄金等硬通货挂钩，而是主要依靠国家主权信用，或者与具有国家主权信用的货币进行挂钩，也就是实行固定汇率。
发达国家通过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给银行和非银机构提供大量廉价资金，这些机构将这些廉价资金大量投放到资本市场，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期货市场赚取高额收益，也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给进口这些原材料的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输入性通胀，这其中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开始加息控通胀，导致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受损，消费需求也开始下降，而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就会下降，需要依靠增发国债拉动基础建设投资以提振内需来替代外需下降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一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降，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析出，进入金融市场赚取投机收益，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导致发展中国家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出现高负债问题。发达国家再利用廉价的资金收购发展中国家被债务缠身的实体产业，以获取收益。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两条路径向发展中国家赚取收益，第一条路径是廉价资金涌入期货市场赚取投机收益，同时向外转移通胀压力；第二条路径就是通过创造廉价资本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被债务缠身的优质实体资产。
由于美元目前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所以了解美元体系在全球流动过程更为重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多介绍，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团队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美元资金：一个国际视角》的工作报告中有过详细阐述，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查阅。